“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有鉴于此，可以说，杀人的罪魁不仅是EV71病毒，更是当地一些官员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和作为官的基本品质的丧失。鉴于风险成本之微小相对于政治收益的巨大，使一些地方官员在面对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时，能瞒则瞒，能蒙则蒙，弃接受社会公众委托履行公共治理的本质
要义于不顾，优先保障一己的政途顺畅通达
    自2008年3月份上旬以来，安徽阜阳爆发一种“怪病”，导致多名儿童死亡，此事在当地民间谣言流传，恐慌弥布。4月15日，当地媒体第一次将病情公开，但仍然极力隐瞒真相，谎称是呼吸道疾病，并非传染病。直到4月27日，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发布机构新华社向全国发布消息：“阜阳市3月份以来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这起堪称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真相方大白于天下，数据仍在增加。然20名儿童年幼的生命已在当地政府的隐瞒和延误中悲惨地凋零了。一个不幸夭折的患儿的祖父悲怆而愤怒控诉说：“我孙子犯病时，得这种病的幼儿在市人民医院都已经死亡了5例，如果政府早向老百姓公布这是什么病，这种病怎么厉害，孩子也许就不会被耽误。”

    又是阜阳，又是儿童！此前(2003年)全国SARS事件得到的“谣言止于公开”的沉重教训和因此建构的重大疫情应对机制，似乎没有渗透到这片贫瘠的黄泛区土地上；此后(2004年)阜阳本地的毒奶粉事件，在引发举国物议沸腾后当地官员不得已之下声泪俱下地表白忏悔，但安然度过危机保全乌纱后，那些受到戕害的幼小生命的惨状，同样没有给他们留下丝毫的痛悔和教训的印迹。当时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曾动人地声称：“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话犹在耳，但类似的公共卫生安全悲剧再次上演，她所说的这番话更是对这个世界最辛辣的嘲讽。

    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基本的人道伦理在这里的官场似乎沦陷，被现代文明视为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利，在他们眼里则如蝼蚁如草芥。“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有鉴于此，可以说，杀人的罪魁不仅是EV71病毒，更是当地一些官员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和作为官的基本品质的丧失。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样权力为祸甚烈的局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常规化的权力监督问责制度的缺失。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的软弱无力，驱使一些官员能够方便地将自身的政绩形象置于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公共治理的责任之上；接着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度的人治现状，即便危机爆发，他们尚可利用娴熟的公关手段和深厚的官场人脉化险为夷，近来“进京传拘记者案”和“山西黑砖窑案”等系列事故官员去而复出都是鲜明的例证。鉴于风险成本之微小相对于政治收益的巨大，使一些地方官员在面对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时，能瞒则瞒，能蒙则蒙，弃接受社会公众委托履行公共治理的本质要义于不顾，优先保障一己的政途顺畅通达。

    值得称庆的是，明天，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过漫长的准备即将正式实施了，使政府公开信息驶入有法可依的轨道。但如欲真正确保社会大众能够从政府获取应有的信息披露，则需进一步开放和完善信息的社会流通管道，打破政府信息的垄断并使社会具有监督的功能，同时建立刚性的问责制度，才能真正破解类似于阜阳今次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关头的黑箱操纵的魔咒，祛除笼罩社会公众的集体恐慌的阴霾，让宝贵的生命不再无辜伤逝，让公民拥有作为公民的尊严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