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查普曼说过：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有三种，即补偿、报应和遏制。一项商家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予以补偿。同时，对这个商家的行为，若损害赔偿额太小，商家往往极易将之计入经营成本，侵权行为将无法制止。只有加大处罚力度，在一般损害赔偿之外，再施以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才能遏制侵权行为的继续发生，这就是一种报应。除此之外，对一个不良商家的惩处，可以警戒其他商家，遏制这种不良倾向的散播。

    食品安全法草案将“遭遇不安全食品可获10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思路引入法律，其实也是对长期以来消费者权利救济力度低弱的纠偏———根据中消协提供的数据，在中国，消费者维权获胜，目前每案得到的赔偿金平均为700多元人民币；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5万美元。

    “10倍赔偿”应该成为加大惩罚性赔偿的一个强力信号。惩罚性赔偿不应止于不安全食品，而应进入更多的消费领域。比如，“问题手机”、“缩水楼盘”和变质食品带给消费者的权益伤害的性质相同，都是对消费者事先的恶意欺骗，是消费陷阱。如果“10倍赔偿”只存在于不安全食品的索赔程序中，就可能影响法律的同构性。人们很可能发出疑问：为什么同样是消费纠纷，仅仅因为发生在不同的消费领域，就会因引用法律的不同而产生救济差异？

    不必担心“如果大宗商品消费纠纷出现10倍赔偿，商人会破产”，按照严格的契约精神，提供与广告承诺、合同文本相符的对等商品，对恶意欺诈的不良商人进行严厉惩罚，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公平服务，更是对所在行业更具破坏性的丧失信用不致发生的保证。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也已证明，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威慑功能远大于事后惩罚功能，可以对市场经济起到良好的法治监管效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几年前，一个“王海现象”引发很长时间的争论。而把“10倍赔偿”推广到更多的消费领域，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其实是把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王海”。这对保护整个市场经济机制的良性循环来说，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