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可谓是既喜又忧。“喜”的是，我国的博士培养 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而“忧”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

    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为什么会在大量博士不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或者社会无法提供对应的学术研究岗位）背景下，出现如此快速的发展？

    首先，“高大全”成为过去十年中大量本科高等学校办学的共同追求，不少高校在衡量学校办学水平时，把争博士点数、扩大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作为重要的办学工作。有的学校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学科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校往往无暇顾及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主动分析博士生们的学术发展前景。一名导师同时带10多名博士生、几十名硕士研究生，学生无法接受导师指点进行学术训练的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其次，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还在于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

    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因此，博士教育的异化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前不久网友热捧只有中专学历的发改委主任，其实也是出于对当前高等教育的严重不满。

    客观上说，近年来，有关教育管理部门在反复强调博士教育的质量，突出博士培养的学术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推出了博士点的淘汰机制、博士生导师遴选办法改革、博士生招生改革、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比如，限制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实行博士生导师资助制，规定导师必须有课题方能招收博士）等等，但是以上这每一项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在各培养机构引来不同议论，而且在具体实施中，对保证博士质量收效不大。

    其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关键在于两方面。其一，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办学理念，不应追求学校规模的发展，而应注重质量的提高。然而目前这一办学理念并没有确立，从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传出的消息是，教育部准备进一步发展地方大学，准备建设100所研究生院，让更多的地方大学参与国家人才的培养（目前全国有56所研究生院，基本都以部属院校为主），这一举措，可能会进一步助长高校办学追求“高大全”。

    其二，从根本上转变学术资源配置模式，实行博士生导师负责制。高校的学术资源配置，主要还集中在学校行政力量手中，导师的自主权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使博士培养出现大家负责，但事实上大家都难以负责的情形。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必须从恢复导师的学术尊严做起，有导师的学术尊严，才能在博士招生时，严格执行学术标准，才能在培养过程中，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学术训练，才能在学位答辩中，严把质量关。

    而恢复导师学术尊严的过程，则涉及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使大学能自主办学，有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博士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只会加速博士的“贬值”。(熊丙奇  原题：博士培养规模全球第一的“喜与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