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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型政府剥夺人民居住权

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

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它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加速度地把中国社会泡沫化。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更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当这些领域被视为是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时,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像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

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其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而前一群体所拥有的住房,已经大大超越了住房权的概念,而是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他们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主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做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能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但这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到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治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郑永年:警惕楼市“发烧”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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