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古代中国儿童的启蒙诗，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中深重的“官本位”思想对老百姓的渗透功能。“做官”是许许多多读书人的梦想，“官”对于农业社会的生民而言，具有改天换地、救人于死境的重大作用。因此，“官”对百姓的威慑、震撼，百姓对“官”的惶恐，都可以想像。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骗子们也深谙个中三昧，纷纷着轻裘、跨肥马，打扮成翩翩官员模样，公然行骗，骗小官、骗百姓，并能频频轻而易举地得手。

　　假宗室

　　宋代有个赵假熹，本来是个败家子，平素在街头闾里为非作歹，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他假冒赵善菜的长子赵汝昔，伪造降生县据，私刻皇叔祖润王府印记，私置黄旗、铁鞭、柱杖，任意胁夺商旅，占据船只，威使人力，打人致伤。最后案发，才发觉原来是个假赵汝昔。伪装虽然被揭穿，赵假熹并没有悔改，而是改名赵汝熹，冒充赵善菜次子，出入州县府衙，假装办公事，包刑狱，骗税官，四处赴宴游乐。自刻都大司捉点印记，招摇之至，先后骗取官会二十余贯，又大肆搜索铜器，连民间的神佛像、小儿颈上的铃铛、家用的盂器也不愿放弃，真正是贪财的饕餮。

　　赵假熹假冒宗室、官爵行骗，能够屡屡得手，其原因无非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百姓怕官，明知吃了亏被敲了竹杠也敢怒不敢言；二是古代中国官场“官官相卫”的陋习，使得地方官员们对他的行骗勒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去深追细究这样的事情。

　　苏城骗局

　　明代的苏城，是四方辐之地，骗局也就特别多。万历年间，有个徽州商人，与他叔叔争夺坟地，争讼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案。侄儿花钱四处打听，企图能够打通抚台关节。有一天，某公子寓居于闾门之外，自称是抚台的侄子，衣冠甚伟，仆从如云。徽州商人前往拜谒，某公子留他喝酒吃饭，偶然谈起争讼的事来，公子哥儿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当着公子的面，徽商将银子封好，说：“事成以后，以此物为谢。”过了几天，公子穿着官服，将徽商的讼词放在袖中，径直走进了抚台大门。徽商从远处看得真真切切，坐在地上等他出来。日已偏西，抚台府衙公事已毕，各位官员也纷纷出来，大门关闭了。徽商想像抚台必定是留公子用餐了，询问门旁的差人也都说不知道。到了晚上，公子哥儿随着人群走了出来，满脸酒容，意气扬扬。说是和抚台大人吃酒，抚台大人很高兴，事情已经办妥了。

　　到了徽商寓所，公子拿出官封信函文书给徽商看，印识宛然。徽商大喜，又派出酒席来给公子吃喝，公子索取了酬劳银两，酒醉而去。翌日，徽商带着文书，交付给驿车投送，方知是伪封；又因用假批假印被要挟“欲行出首”，只得拿出“数十金赂之始免”。事后，他才知道此事原为光棍所设的骗局。那天有春元谒见抚院，假冒的公子趁人杂之时混进了院子，躲藏在土地堂中，吃了藏在身上的酒糕，晚上再趁人杂混乱出来。封筒印识，都是事先藏于帕中带进去的，当然都是假的了。

　　钱豁五行骗

　　清代乾隆年间，常州出过一个流窜作案的高级骗棍，曾以“钱炳”之名捐官。此外，他为了行骗的方便，先后用过的姓名有几十个。惟有他老家的人，知道他的底细，都以“钱豁五”相称。

　　与普通骗棍不同，钱豁五从小诵读经书，加以头脑灵活，笔头上有些功夫，且通音律，就是科运不佳，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做生意怕吃苦，当塾师嫌贫困，生来只管吃喝玩乐，赌骗嫖样样精通，欠了许多债，再也无法在地方混下去了，只好远行他乡，以骗为生。

　　钱豁五到广西后，投奔一个在衙门里当幕友的族兄，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官场上打滥条、通关节、吃黑钱等门径，走得滥熟。于是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租大宅，蓄奴仆，私制顶戴，冒充官员，专行脱骗撞哄勾当，积攒了不少钱钞。后来被人告发，又跑到北京行骗。此后，他在山东、两湖、江西流窜行骗。到南昌后，他打听得新放的江西学政是江苏人，马上就有了妙计。他用骗来的钱在城里租了房子家具，招了一班“小唱曲儿”的在家里，定下计谋同学政套起乡情来。学政也是念故乡情分的人，从此交往密切。于是钱豁五又撑起学政的招牌行骗，前后所骗金达数万两银子。不久，学政离任。他的骗金也早已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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