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

　　新疆告急！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了。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罩天山南北，一个是要尽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

　　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头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有风，没有月，没有人送行，左宗棠是在一天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忍、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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