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秦王朝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最具权威性。由于历史本身的极其错综复杂，即使司马迁去秦不远，其掌握材料最多，其记载中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现试就秦二世一朝之记载失准而前人论述绝少者择述如下：

　　秦二世诛诸公子大臣究竟是主动倡议还是被动附议

　　据《秦始皇本纪》：“（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赵高献计，遍诛大臣诸公子。又据《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于是，赵高提出杀戮主张，二世然其言而予以落实。虽然两处记载中都以赵高之谋为主，但其间二世的角色出入甚大：一为处心积虑欲掀腥风，一为经人提醒陡生杀机。应该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从二世葬始皇大量宫人从死，封工匠于墓道之中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残暴，其倡议杀戮不足为怪。但考虑到行为的延续性及性格发展过程，二世经人提醒而为非作歹的可能性更大。如沙丘之谋时，胡亥对由自己代扶苏而立，尚有些许不忍之心，及“已闻扶苏死，既欲释蒙恬”（《蒙恬列传》）。这些或可表明，至少到那时，二世还没有发展到歹毒的程度。扶苏已死，又安葬了始皇，胡亥有松一口气、纵情享乐之想也很自然。应该看到，杀戮诸公子大臣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沙丘阴谋的继续。以阴谋开创的事业，理当为阴谋为后继。赵高作为沙丘之谋的主谋，他在杀戮事件中再次成为主谋，也是理之必然的事。

　　诛诸公子大臣时，秦二世身在何处

　　《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春，二世东巡，四月还至咸阳，杀戮之事便在此期间发生。同本纪，赵高为二世计曰：“……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这些记载至少表明了两种可能：一为二世东巡时授意郡守诛大臣公子，二为二世东行前将杀戮付诸实施。从字面上看，赵高和二世的本意是想趁自己离开咸阳期间，将潜在的政治隐患除掉。从理论上说，这个计划的真实含义是要二世不在犯罪现场，一切罪名不妨推给郡县守尉。但据《李斯列传》载，公子高自请为始皇殉葬；《蒙恬列传》载，子婴进谏不诛蒙氏（此事甚至提示事件发生在三十七年九月）、二世遣使诛蒙氏兄弟，均表明二世当时身在咸阳朝廷，否则无法处理这些事情。承前一条问题，杀戮主张的提出从步调上来看，应紧接于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之前。很难设想，二世及赵高有如此之大的担心，事又涉及如此之多的大臣公子，他们能放心东巡，而期盼郡县守尉将这些棘手问题处理妥贴。除非二世留有圣旨，而这样一来，他在场与否又没有分别，也就没有必要提什么时机问题了（赵高语）。综合观之，诛大臣公子时，秦二世应该身在咸阳朝廷，此或为东巡之前的事情。

　　二世大兴杀戮时，子婴、蒙毅对二世的称谓可疑

　　考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二世即位初即自称“朕”，赵高称其为“上”或“陛下”公子高称其为“上”。而《蒙恬列传》载子婴谏二世不诛蒙氏，言称二世为“主”；蒙毅自辨词称二世为太子；蒙恬自辨词称二世为“陛下”；二世责蒙毅言亦自称“朕”。《蒙恬列传》涉及到的称谓均为口语对话，或许司马迁为了记载之生动而以口语体的历史记录。然称谓一道，事关名份，不该有如此悬殊差别。如二世名份已定，称“主”已见不伦，称“太子”更是大谬。是否因为事发时，二世的名份还未最终确定，事涉杀戮时间问题，这种称谓歧象值得深究。如果二世名份确实未定，这次杀戮的开始时间甚至可以推前到秦始皇下葬之前。

　　二世为太子人选之谜

　　根据《蒙恬列传》，赵高言蒙毅阻胡亥为太子，二世也以此为由给蒙毅定罪，看来，秦始皇生前至少有一度曾打算立胡亥为太子。蒙毅之自辩辞也称：“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按这番说辞，二世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公认的二世之立，能否定性为篡位就成了疑问。秦始皇对胡亥有偏爱，令其独从、周游天下是一证；让赵高教习胡亥又是一证。《蒙恬列传》载：“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不能排除有过为胡亥谋立太子的活动的可能。但秦始皇未立太子又是事实，《李斯列传》载，“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日后，汉儒也将此事作为历史教训告诫人主。《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谏刘邦不得易太子曰：“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为秦始皇朝博士，刘邦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此事一定不假。那么，二世是否真为始皇属意，就成了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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