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而定，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取贿银，与国泰相等。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一些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

　　其一，钱沣参劾的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历任员外郎、内阁侍读、知府、陕甘总督、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罢官，但随即复职，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仕途顺利，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又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受到赏识，于二十年擢任兵部侍郎，历任刑部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二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8年户部尚书、6年大学士、10年军机大臣，深蒙皇上嘉奖和厚遇，虽已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界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困难很多。

　　其二，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珅关系密切。此时，和珅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乾隆帝指婚为和孝公主的额驸。和珅还多次被乾隆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其被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珅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象，劾治国泰，确是难上加难。

　　其三，钱沣之疏，与皇上也有涉及。一年多以前，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公阿桂、军机大臣福长安、和珅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认为，这不是办法，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之事。

　　于易简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均是封疆大员，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谄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这时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这样一来，钱沣弹劾国泰贪横，岂非暗示皇上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幸运的是，乾隆此时还是明智的，还在力图惩治贪官，并未把言官的劾奏当作有意冒犯龙颜，他立即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参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日，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据实指供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这些安排，为查处国泰贪案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及原参人御史钱沣，于四月初四日离京，前往济南。途中，和珅袒护国泰，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不怕恐吓。和珅便另施诡计，秘密通知国泰，国泰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像历城县，本来亏空4万两银，现在便以商银补充，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

　　和珅一行到达历城后，就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珅便下令返回住处，实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看来国泰的贪案可以掩盖住了，钱沣的参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珅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差役们抽银验视时，细心观看，发现验证的银子，四品官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也不对，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钱沣马上细心访问侦察，最后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历城县亏空帑银4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和珅这时也毫无办法，只好据实奏报。

　　《清史稿》的《钱沣传》与《国泰传》载述此事时，认为此案之能查清，固然是与钱沣的刚正不阿、机警多智有关，但也得力于刘墉的支刘墉《行书七言联》持，刘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人们都采用了《清史稿》的这种论述。我认为，刘墉的“持正”、“右沣”，可能是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不是惟一的作用，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它解答不了以下三点疑问。其一，综观刘墉一生，虽然历任学政、知府、按察使、巡抚、左都御史、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但并未见其有刚正直谏之誉，也未见其与和珅有过争执和斗争，此时和珅权势熏天，他敢与和珅对抗吗？其二，和珅专横跋扈，对一个没有后台、不是皇上宠任大臣的左都御史，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怎会因有刘墉在场，而同意钱沣的建议，封存库银，第二天再盘？这样做，岂不有损其第一钦差大臣、皇上最宠信的军国重臣的颜面！其三，钱沣不过是一位官阶从五品的区区小官，他虽然可以申请封库，但和珅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和珅乃堂堂第一钦差大臣，既然差役已抽视了几十封银子，数量都没有问题，他当然可以作结论说，库银无误，没有亏空，不需封存，不需再盘查。为什么和珅没有这样做，这与他为官办事的一贯作风，是很不相同的。

　　这些疑问集中到一点，就是和珅何以如此庸庸碌碌听从钱沣的安排，而不敢露骨地死保国泰？看看前面提到的乾隆于四月初六、初八日的两次降谕军机大臣，便知道此时皇上已相信了钱沣的参劾，已断定国泰是贪官，并且初六日的谕旨是以每日600里加急的规定传送的，在和珅一行盘查库银之前，已经送到和珅手里。这位善于揣摩帝意，无人能比的最佳高手，岂能理会不了皇上的意图，当然不敢死保国泰了，所以他才听从钱沣的巧安排，才能据实呈报库银亏空情弊。

　　也就是这位和珅，在盘查历城库银亏空后，便与刘墉、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于四月十三日奏报说：历城知县郭德平亏空库银4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国泰承认婪索各位属员盈千累万，总计8万两，经手人是济南知府冯埏；于易简身任布政使，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卑鄙无耻，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

　　乾隆览奏大怒，于四月十三、十四、十五日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人官职。

　　后来，六月初新任巡抚明兴奏称，通察山东各州县仓库，其亏空帑银200万两，皆国泰、于易简在任之时的事，已补银50余万两，余下欠银于明年年底以前补齐。乾隆允准其奏，并宣布，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

　　乾隆帝处死贪官巡抚国泰及庇护其过的布政使于易简，是十分正确的，不如此，不足以警示同类犯。但是，对州县官的处分却太为宽纵了。这亏空的200万两银子，除国泰婪索一二十万两外，其余170余万两银落入何人之手，为什么不彻底追查，按律治罪，而只是命其补足了事？显然是太姑息了。

　　（摘自《乾隆画像》 周远廉著 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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