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李觉说没有想到中央竟让自己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用李觉将军的话讲，当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

55岁的王淦昌要离开17号工地时，竟拔下几根白发，留在了这个研制原子弹起步的地方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这些人里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实验技术。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轰实验。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很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但试验队里年轻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劲头儿真让人感动。我不止一次地想：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有这些愿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年轻人，就一定能造出“争气弹”来。

爆轰实验的炸药是在军用帐篷中搅拌的。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动着，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看他那利索的运作和搅拌频率，简直不相信他已是50多岁的人。这种环境对身体当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响他的健康，总是劝他赶紧离开现场，有时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会儿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云雾蒸腾的帐篷中。“你们就不要劝我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诚恳而又固执地说。听着这话，看着决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心思：拼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就这样，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爆轰实验，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17号工地的日日夜夜为中国首枚核装置的研制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了组织、技术、物质、精神上的准备。随着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号工地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需要换一个更大的试验基地。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

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核工业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是全国大力协同才研制成功的，是全国人民的成果。

爆轰试验，“轰”的一响，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测试出来，这就需要高速照相机。那时也不能到国外去买，只好在国内到处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问遍了科学院、大专院校的研究部门，可就是找不到，科学家们非常着急。没有高速照相机，下面的实验无法进行。我到处调查，到处求人，终于在炮兵部队找到了。我去找邱创成司令员。邱司令员抗战时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相机给贡献出来了。

制造原子弹的外壳，需要机械加工，三机部有这个能力。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在西藏和谈时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也熟悉，我就去找他。志远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务交给其下属工厂。工厂提出要经费，要增加设备。孙志远回答得很干脆：钱他们没有，设备你们自己想办法，按他们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证质量。结果工厂终于搞出来了，一分钱不用给。

还有一个设备，国内只有空军才有。我去找刘亚楼司令。他批准了，但研究院不愿给，说：“既然司令员批了，我们共用吧，我们也很需要。”我说：“不行，我们有放射性污染。”他们只好给了。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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