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阎愈新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陕西省主席)。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9年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抗战开始后回国，被蒋介石长期监禁。1949年9月被害。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震惊世界，对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子力，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是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张授杨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

　　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要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递了蒋介石的密嘱。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 蒋鼎文负责剿共 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旨。

   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60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蒋介石惯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1933年蒋介石要解除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要职务，《大公报》即先于5月1日刊载：“[上海三十日十时专电]各省主席调动确内定……邵力子主陕。”杨虎城突然获此消息，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辞职。5月5日《大公报》发表《国府任命陕甘两省主席行政院昨开临时会》：“[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四日行政院临时会议，议决准杨虎城辞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并任命邵力子继任陕省府主席。”“[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国府四日命令……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杨虎城呈请辞职，以便专理军务，情词恳切，杨虎城准免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此令。……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委员。此令……任命邵力子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此令。”

　　蒋介石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特殊关系，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12月5日，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杨并未在座，致使张学良、杨虎城产生疑惧。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大公报》社、《大公报》驻扎西安记者都有密切联系，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在此危机关头，张、杨紧急磋商，决定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来到陕西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在下榻的西安招待所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蒋介石的密嘱就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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