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1920-1957)，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被人们誉为“金嗓子”。她出身贫寒，婚姻不幸。她一生悲剧有四个谜：即她的出生考详、婚姻是非、财产原委和突然死亡。

　　1954年2月，妈妈已经去北京治病。陪妈妈去北京看病的有吴茵和黄晨，还有我的奶妈。

　　妈妈刚住院时，因为精神受到刺激，每天哭泣，经常不吃不喝。不久环境又使她发展到突然间会尖声冷笑起来，并开始打人了，而且只打女的，这不难反映出，在妈妈的认知中所谓给她带来不幸或她称之谓“有恶意”的，显然主要是一些来自她身边的女性；而非男士，如朱怀德(周璇的第二任丈夫)之辈。 　　

　　一年后，妈妈从北京回来了，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回到了上海医院疗养。

　　那是1955年的一个春天。清晨，父亲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高兴地对我说：“儿，你妈妈已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了，今天我们要去见妈妈。”

　　进了医院的大门，看到来往的叔叔阿姨全是白衣白帽。爸爸问了路，我们来到病房门口，值班的护士领着我一起进了房门。妈妈那时正躺在床上脸冲里睡着，护士走过去拍了拍她，然后小声对着她的耳朵说了一阵话，只见妈妈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她的神情激动，短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苍白憔悴，先是望着父亲，后又转向我，愣了一下，嘴里念叨着：“是伟儿吗？是吗？”“是的，是你的伟儿，快4岁了。”父亲急忙告慰她。这时，只见妈妈好像发现珍宝似的，不顾一切地把我从护士手中接了过来，搂在怀里，发疯般地吻我的眼睛、两颊、嘴唇和头发。我被这种狂吻吓慌了，转过头去看父亲。“妈妈的好乖乖。”妈妈转身把我放在床上，她笑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到脸上。

　　护士“胖阿姨”拿来一些糖果，妈妈一颗一颗地剥给我吃，而后又抓起一把给父亲，一边逗我玩，一边说：“老大哥，等你把我接出去，咱们就申请出国，咱们到外边去就可以结婚了，我还有一些钱，而且到时候我演电影、唱歌，你画画，好好培养孩子，好不好？”“好……好！”父亲苦笑着。

　　妈妈看了看我，又接着说：“黄宗英带着民民(周璇长子)来过几次，可是民民跟我一点都不亲，虽说是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黄宗英自己也生了一个孩子，不知民民会怎样？”　　　

　　“璇子，你放心吧，她当时领民民是为了冲喜，一年以后果然怀孕了，现在生了孩子，更应该爱护民民了。再说，她生的是个女孩，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儿不是正合心吗？何况你讲过为了民民你在经济上也没亏了她呀。”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去看妈妈，每次她总是久久地乐滋滋地望着我。妈妈注意修饰起来，脸上又有了生气，她希望自己身体赶快好起来，好能与儿子团聚在一起，她盼着父亲早日接她出去。　　

　　根据她的病情，医院早就主张：能让亲人接走她，对她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妈妈的生活管理单位即剧影协会妇联会的那几个负责人就是不同意。当时的情况是：妈妈身边只剩下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年幼尚稚，父亲又是不被她们承认的，妈妈的一切只好听由妇联会——说白了也就是原来电影圈里的那几位姐妹，她们以组织名义来摆布和决定。医院不听她们的又听谁的呢？因此只好推说妈妈身体还需要疗养，不能出院。她们又做出一个决定：通知医院，以后再不允许我与父亲唐棣来看望妈妈！

　　当妈妈知道这消息时，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眼睛里面刚刚燃起的生命之光的火星又渐渐熄灭了，变得阴沉冷峻。她去问护士，又去问大夫，这是为什么？妈妈在病房里大步地来回走着，不住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同样是我的孩子，为什么只准民民来看我而不准伟儿来……？”没人能回答她。妈妈又开始复现了原来的病态，不打扮，不洗脸，不脱衣，不脱鞋，整天躺在病上，闭着眼睛不说话，拒绝吃荤，只吃素，连平日最有兴趣的烧鸡也不要吃了。有时睁开眼睛也是呆呆地望着这间似乎永远不能摆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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