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

　　将近4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浮出水面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但随着时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语言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识或弱势群体意识的对立，满足于现实、顺应现实或不满现实的态度差异。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和广东、四川、江苏等地知青的回顾展，举办“老三届文艺汇演”，以及《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苦难与风流》、《劫后辉煌》等知青书籍的出版，这一段历史从个人记忆深处浮现到社会表面。当然，这主要是精英的声音，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发言人，而没有发言权的整个“我们”也乐于让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这种大一统的关于“我们”的幻觉才开始消失。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

　　如果说苦难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经历中正面获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于条件限制，他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观察只能面对社会生活，而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当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或者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来自过去痛苦的底层经历。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诗歌和小说创作，以及新闻和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度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价值氛围的形成。不过，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他们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满愈益增加，有的力图保住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发德高望重，说话越发不关痛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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