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入底层

　　与上述种种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惨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几年前，一位国情专家在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私人轿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其实，知青群体的不幸还不限于那些最显眼的、在下岗潮中首当其冲的人，更主要地表现为他们的主体在生活道路上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当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乡政策，为知青返城打开闸门时，那些以为结束了困境的人马上面临新的困境。不错，国家开始实施新政策，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历史细账却无法细算和补偿。高考恢复了，择优录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刚进初中就遇到“停课闹革命”，在泥土中滚了好多年的人，面对高考这一天赐良机则有苦说不出来。我国从1970年代末起在许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实行考试择优录用，但这种进步措施对于因“文革”和下乡而荒废了学业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过是一道难过的关卡。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班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

　　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他们活得更沉重，也许沉重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觉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关知青的电视节目中留给他们几分钟的画面，我们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们的存在，想不到历史大潮流会把人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怨，有没有悔？

　　农民声音的缺失

　　当万千知青以多种方式、从多种角度言说那一段历史和自己的命运时，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没有一个农民参与这场回顾与反思，没有人从农民和农村的角度作出回顾与评价。

　　其实，农民和农村是这一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们十分习惯于这一方的沉默。不错，知青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村作出了贡献，他们有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或乡村教师，但他们在回城风的席卷下突然离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则少有人谈及；没有人计算过，知青的到来使农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粮下降了多少，生产队为了安置知青，在国家的安置费之外花费了多少；更不用说，知青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清理阶级队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说，农民有理由、有权利要求某些知青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忏悔和道歉，但似乎从来没有知青这么做，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知青在聚会时讲到当年的偷菜偷柴、偷鸡摸狗、蒙骗恐吓老乡的趣事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段时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国，似乎知青对村姑的始乱终弃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谈到上山下乡和知青经历时只是要人们理解“我们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关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民谚形象地注释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的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是被压抑之后如地火运行最终迸发的勃勃生机。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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