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当时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在实地调查时发现：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摘自《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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