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 团结出版社）

　　1. 蒋介石的医疗系统

　　蒋介石到台不久，又连任第二届“总统”。

　　如今回想，实觉蒋先生的医疗系统一直没有做到最好，感到十分遗憾。其实蒋先生身边本就不该仅我一人担任四五十年的医生，他是那样重要的人，至少也应有好的医疗团与完善的健康计划，为他的健康问题把关。但先生却……对自己的健康不够在乎，而在金钱方面能省则省，不浪费国家任何一点钱。过去我曾一再向他建议：“只有我一人照顾‘总统’，恐怕有很多疏忽之处，现在荣总医药很进步，是不是到荣总再找个专家，和我一起负责‘总统’健康？”但蒋先生每次都答：“现在这样蛮好！”

　　我自1943年担任蒋先生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老先生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还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标准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起初夫人的医药系统与蒋先生分家，故我们平常只在请吃饭时才与夫人在一起。当时与夫人最谈得来的医生，是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也是国际知名外科，所以那时候我们对夫人的健康几乎很少过问。但蒋先生便离不开我们这群医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齿，装上假牙后，口腔里便经常发生溃疡。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可治疗溃疡，只能利用硝酸银将溃疡烧掉，所以我们那时经常要替他擦硝酸银，好让他再戴假牙吃东西。蒋先生的口腔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们几乎一天到晚跟着他，为他擦药。除此之外，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蒋先生要找医官时，都会提早叫副官找我们，以便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而我们有时明明就在附近，但还是会故意让他等上个十分钟再去，因为如果养成随传随到的习惯，往后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会问我们怎么晚到了。但秘书工作便不能如此，当时周宏涛先生担任蒋先生的机要秘书，蒋先生住在官邸楼上，宏涛则住楼下。蒋先生房间有只电话可直接与宏涛联系，只要蒋先生一拿起电话，宏涛得马上接听，蒋先生若说：“你上来”，宏涛马上就得上去。因为蒋先生随时都有公事办，所以机要秘书几乎24小时随时待命，工作比我们紧张得多。

　　在我进官邸前，吴龄深医师共跟了蒋先生五年，而在吴龄深之前是一位金医师，此人于北伐时期便跟了蒋先生。先生几乎是用了一位医生，便只找这位医生看病，所以他一辈子没用过几位医生。而我除了曾经两度出国又回来外，差不多也是有始有终地跟着他。

　　徐蚌会战之后，大陆情势危急，蒋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满满不停，每早都到一处儿时母亲带他去过的地方(多半是庙宇)，最后几乎整个溪口都走遍了。我们那时跟着他，也可看出他的情绪虽不佳，但身体状况却还不错。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蒋先生不断在海上视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而哪些地方又该弃守。那段期间他的心情十分烦闷，我们经常有四位高级人员陪他吃饭，我发现他那时胃口都不怎么好，牙齿也经常出问题。但他那时却不大找医生，径自在那儿研究军事情况。

　　到上海以后，情势更是危急，当时蒋先生曾誓守上海，在敌机轰炸十分猛烈时仍旧不走。那时他的胃肠不好，常有呕吐现象，但因情势危急，恐怕到外面找专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来维护他的健康，总算是撑过那段时候。后来蒋先生自上海乘江静轮直航马公，这段时间夫人在美国，不在先生身边，所以蒋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保护，与医生十分配合。

　　2. 阳明山车祸

　　1968年，蒋先生和夫人曾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那天先生与夫人出去散步，照例有前导车开道。过去他们每次出去，座车与前导车间通常有一定距离，所以座车司机从不知要踩刹车，只要负责到达目的地再停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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