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二十三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蜡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

　　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摘自《毛泽东传》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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