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漱渝

　　有一位女性，在鲁迅日记中频频出现，从1912年至1923年的短短12年间，有关她的记载多达250多次。从1924年至1932年，两人书信往返的次数也相当多。1932年她结了婚，跟鲁迅的通讯关系就中止了。然而，在《鲁迅全集》的书信卷中，竟没有保留鲁迅写给她的只言片语。这些往返书信到底是什么内容，又流失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研究名人的“绝对隐私”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于是，国内外的某些研究者在文章中又把她跟鲁迅的关系涂抹了一层神秘色彩，以致引起了她儿子余锦廉先生的严重抗议，散发了一份《致各界的公开信》，为母亲澄清史实。这种情况在鲁迅研究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位女性就是许羡苏（1901～1986），浙江绍兴人。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她。1961年3月底至6月30日，她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成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目的不在发表，而是为了供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参考。1979年，我作为编辑曾对这篇文章进行加工润饰，刊登于当时尚属内部发行物的《鲁迅研究资料》第3期。许羡苏回忆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是她在绍兴女子师范就读时的老师。1920年，她只身到北京投考高等院校。因为学校和公寓都不收尚未被录取的女生住宿，她又没有住旅店的经济能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通过老师周建人的关系，第一次住进了周氏三兄弟合居的八道湾寓所。那时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初到北京，吃不惯北方菜，出外购物也有语言障碍，于是她跟另一位同乡学友俞芬无形中就成为了鲁母和朱安的特约采购员，偶尔也同到俞家吃家乡菜。此外，她还陪鲁母游过北海公园：去漪澜堂吃核桃仁，到仿膳吃艾窝窝，还在湖面上坐了一次冰床。

　　关于鲁迅跟她通信的情况，许羡苏是这样回忆的：“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虽也带走了许多书籍和拓片，但到厦门后仍然有许多刊物和书籍要转寄，几乎三天两头有信往还。1931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时候，在朱氏箱内，并没有找到。否则可以多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许羡苏的上述回忆是诚实的。由此可见，她跟鲁迅的往返信件并无私密内容，否则她不可能坦然地交给朱安。令人痛心的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没有文化，以致将这批书信手稿丢失，给中国现代文化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鲁迅跟许羡苏的交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她的一次人生经历成为了鲁迅小说的素材之一。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发，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文中所说的“她”即指许羡苏。关于这件事，许羡苏的回忆是：“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先生则因此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除此之外，目前经常被人提及的还有许羡苏给鲁迅织过毛线围巾、毛线背心，不过其中并不含有男女私情。因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不会织毛线，鲁迅的毛线衣原由周建人的夫人羽太芳子负责织，后来羽太芳子也随同她的姐姐羽太信子跟鲁迅断了交，鲁迅的母亲就只好请心灵手巧的许羡苏代劳。事情原本就是这样单纯。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