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兆言

　　一九三七年，是南京历史上最值得谈论的一年。在年初的《申报》上，蓝萍主演的话剧广告很是醒目，明确无误地告诉观众，这部戏是反映“性的苦闷，肉的烦恼，心的寂寞，灵的追求”，“描写少妇思春，如火如荼；刻划专制暴虐，可歌可泣”。这一年的发展方向，在一开始并不明朗，一方面，它是民国的盛世，大家享受着世俗生活，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战争的机器正悄悄开进，中日双方的敌对已经不可调和。

　　在二月二日的《申报》上，一位埃及预言家预测世界政情，认定“一九三八年大战将爆发”。媒体评论这个预测，不屑多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是否准确，尚待事实证明。”

　　四月初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第四十次常委会，就“蒋委员中正电请再给假两月，以资调养案”做出决议：“蒋同志久膺国重，备极忧勤，所请再给病假两月，并以王同志宠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自应照准，尚望为国摄卫，早复康健。”蒋因此返回老家溪口休养，不过这休养也是打了折扣，因为“应酬频繁，有害健康”，“医生等劝告务必绝对节劳”。

　　蒋介石称病，汪精卫也跟着说自己不舒服。六月里，报纸上有了这样的消息：“汪精卫病已痊疴，脉搏仍有间歇。”一时间，称病做秀成了风气，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自己辛劳，才是鞠躬尽瘁。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党国要员们才一个个打起了精神。七月十五日，报载“于右任患腹泻，精神尚佳，稍留及返京”。在同一版上，又有以《阎锡山已恢复办公》为题的“太原十四日电”，“阎锡山病已渐恢复健康，兹以世局日趋紧张，已开始批阅公文，擘划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七七事变，不仅南京的老百姓不太相信仗是真打起来了，就连要员们，也有点稀里糊涂。七月二十九日，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局势一张一弛，后以和平空气笼罩，各地劳军运动之热烈情绪，顿形减低，以至南京几个中学生所发起之五万条毛巾运动，仅收到四十九条，离指定数目相差甚远，现在甚望全市同胞踊跃捐送毛巾，以便转送前方将士应用。”

　　就在上述消息发表的前一天，日军猛攻北平，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不幸阵亡。而发表消息的同一天，北平沦陷，再过一天，天津沦陷。到第三天，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