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巨子卢作孚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卢作孚先生才真正抖落一身尘埃，穿过重重雾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撰稿／陈 冰(记者)

　　缘起

　　本刊2005年5月27日刊登了《悲壮大迁徙》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卢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每天对着电话大吼大叫的卢作孚在完成宜昌大撤退后，胸腔崩裂，重病倒下，后来居然连尸首也找不到了。”

　　文章刊出后，一位细心读者在来信中指出，卢作孚先生逝世后，被“民生”轮护送至川江南岸一座小山上安葬，后又被家人悄悄将墓迁于南山。墓碑上无卢作孚之名，写的是卢魁先。1999年，卢作孚和夫人蒙淑仪合葬于重庆北碚人民公园的“作孚园”内。

　　记者随后联系上这位细心的读者，原来他就是《紫雾--卢作孚评传》的作者金雨时。在卢作孚诞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时和妻子如月推出了这本追述卢作孚不凡一生的评传。

　　金雨时说，在认知卢作孚先生的过程中，他们夫妻二人的灵魂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淘洗。“这种对我们灵魂和道德的洗礼，自自然然就转化成了一种潜心的思考和倾诉这种思考的欲望。”

　　正是基于这种浓厚的“卢作孚情结”，金雨时希望《新民周刊》能够还历史本来的面目。记者与金雨时就卢作孚的生死之谜有了一段对话。

　　不该被忘记的民族英雄

　　多年来，卢作孚这个名字一直被红尘紫雾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数国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个世纪后，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记忆》栏目之后，卢作孚其人其事才成为新世纪一个重要的“考古大发现”。

　　卢作孚不仅是同盟会会员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长江航运的一代霸主，风云一时的中国船王；更是抗战初期可与后来法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转运奇迹的策划者和领导人，是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功勋的政府杰出服务勋章和一等一级勋章获得者。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民国初年“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社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民间性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进而，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转换时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家，是产业、交通、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和勇敢的开拓者。他的著作《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其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卢作孚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不在个人的升官发财，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荣昌盛，而在于全中国的现代化新世界的创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愿“在猪圈中盖起个人的华堂”，而愿“在花园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金雨时称卢作孚是一个不该被遗忘，也是一个不可能被长久遗忘的人。难怪当年“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 ”的黄炎培先生，早就预言“几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问诸水滨”。梁漱溟则在《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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