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之时接到出访任务

    进入1966年，全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微妙的变化由文化艺术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由文化艺术领域的争论演变为政治上的论争。

    首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接着，这种学术争论，在江青 、康生、张春桥等人的不断推波助澜和授意之下，逐步往历史纵深和政治生活等领域扩展，让人们嗅出了某种来者不善的山雨欲来的味道。处于政治高层的领导人，对这种来者不善的味道更为敏感和警惕。2月初，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意图将这种“学术争论”控制在文化领域。

    但是，事情并未按彭真等人努力的方向发展。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此时，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林彪、江青的政治合作，“文化革命”会把全国推进到一片狂热混乱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的邀请，从3月26日到4月19日对三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访问。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此行和以往一样肩负着对外友好发展的神圣使命，从准备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正规的程序进行着。

    刘少奇的专职摄影记者身体不适，这次出访随行的摄影记者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他平时在拍摄刘少奇国事活动新闻照片时，感觉刘少奇是一位严肃、认真且严谨的首长。但是，这次杜修贤感觉到刘少奇比以往多了一些沉默，这种沉默让他有些不安…… 的确，杜修贤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在刘少奇内心深处存在着丝丝隐忧。

    那还要追溯到1964年底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所以，工作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会后，江青请毛泽东、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随后，毛泽东要求陶铸：“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各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毛泽东亲自在会上讲了话。散会后又将原参加会议者召集拢来，继续开会，这让刘少奇感到不安。

    12月26日，是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包括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动模范在内一共三桌。这次生日宴会，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说了很多“话中有话”的话，搞得寿宴没有了做寿的喜庆气氛，特别是毛泽东说出的“独立王国”四个字令人紧张而困惑。刘少奇听说后，倍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