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最大遗憾：和李政道决裂”
杨振宁、翁帆夫妇是本届全国图书博览会最受追捧的“明星”，昨天在“我的生活”演讲中，虽然翁帆并未出现，但85岁高龄的杨振宁依然用1个半小时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略带失落地坦白了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和李政道关系的破裂，“这是我今生最大遗憾。”
1957年，杨振宁和比他年少几岁的“兄弟”李政道因为“宇宙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个亲密如间的朋友合作完成科学研究并分享诺贝尔奖，一度成为科学界的美谈。
但到了1962年，因为各种原因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13年的研究合作终止，“兄弟”形同陌路，朋友不再交往，但昨天的演讲中，杨振宁用了很多段落回忆了自己和李政道在美国兄弟时期的“美丽生活”。
言语之间，杨振宁依然称赞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他引用苏轼写给兄弟的诗句来缅怀兄弟之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4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杨振宁深情地表示，“这是我今生最大遗憾。”“我们的合作，让整个物理学界羡慕和妒忌。”杨振宁在展示1962年前美国生活的照片中，大部分照片上都有李政道的影子：两人在1947年，凑钱买了旧车到美国西部游玩7个礼拜，一起参加猜字谜比赛……
杨振宁在演讲最后引用艾略特的诗“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朋友间隙已有半个世纪，杨振宁在传达和老友复合的心愿？这也许只是旁人美好愿望。（记者石剑峰发自郑州）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分裂真相
序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
这只是表面现象，其中两个人最终不合的主要原因还是两个人的性格、信仰出现了分歧。如果但从两人对待中国的态度来看，分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李先生支持中国，而杨振宁支持台湾和美国所产生的！
仔细想，也只可能如此，中国人在小事情上还是比较大度的，可是在民族气节上一向很严肃，那是我们的根啊！！！
杨振宁和李政道分手原因是迷雾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被后世学者铭记，他俩的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记者：欧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记者：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记者：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话外音）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实际上，杨振宁曾经借口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李政道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就1962年为什么会与李政道分裂，在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想把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功劳更多地揽到自己身上，诋毁李政道的为人和学术水平。
结果李政道被迫在1986年打破沉默，发表了《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批驳了杨振宁的谎言。此后，杨又不吭声了，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知道，他认为很关键的证人，他和李政道共同的导师吴大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了解内情的知情证人，都还没有死，辩下去必然真理越辩越明，他自己的形象必然越辩越差，会彻底暴露他阴暗的一面。
结果呢，他以为关键证人差不多死光了之后，杨振宁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发彪了，就借着出版《杨振宁传》的机会，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再一次发表了自吹自擂和贬低李政道的言论，以为这样子可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没想到李政道通过与《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问答，把杨振宁的种种谎言，彻底揭穿，杨振宁的各种说法，都被李政道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证据确凿，非常有说服力，即使对物理学外行的我也可以看出谁的话更为可信，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参见《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网址http://tdlee.ccast.ac.cn/tdcv.html）。
杨振宁两次主动出击，都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被李政道揭穿了老底，又只好闭嘴了。要是真理真的在杨振宁这边，我才不信杨振宁会闭嘴！他现在闭嘴是因为再跟李政道辩下去，只会让人发现他贪婪无耻的真面目，在国人面前下不了台！
二、 杨振宁继续误导公众
可是，杨振宁还是想误导公众。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到跟李政道决裂的原因：“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似乎显得自己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宽宏大量，还含沙射影说李政道的做人和性格有问题，这也难怪后来记者加旁白时说什么杨跟其他人合作就没不愉快的话。
记者不懂。杨振宁跟李政道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一直以长兄自居，所以他敢跟李政道提出来自己名字放前面的问题。而杨与其他的合作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可能确实论文基本上都是杨振宁做的贡献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后来加入的；另一个可能是他们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跟已经成名的杨振宁的地位不是一个档次的，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能跟杨振宁合作，从而混上个终身教职，可能已经要非常感谢杨振宁了，当然不会闹矛盾。你们可以看看，杨振宁与其他人合作的成果，“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都是杨振宁的名字在前，说明发表论文时，论文的作者并没有按照作者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序！！而方舟子也提到，为什么“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 没有获得诺奖，可能是由于米尔斯的水平不够，跟杨振宁不是一个等级，成就也不高，不配获诺奖。
请看杨振宁的央视面对面的视频：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ent_2629202.htm
在访谈中，杨振宁提到，米尔斯在北大的一个会议回答别人的提问时，称“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主要的东西都是杨振宁的，杨振宁说他是不必要的谦虚，不像有些人，只有30%的贡献，他要说成有70%的贡献（这当然是说李政道）。还说这篇文章比米尔斯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全部文章加起来还要重要，所以应该所有的荣誉都应该给他，但是没有给，所以物理学界对米尔斯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其实，杨振宁的话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看名字就知道，米尔斯的名字会放在杨振宁的后面，没有按照正常的按作者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列作者的顺序，这就意味着，米尔斯的贡献不足三分之一，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无法获得太多的荣誉，这是显而易见的。米尔斯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那篇文章主要都是杨振宁的贡献，杨振宁居然说这是米尔斯不必要的谦虚，不会像李政道那样，明明只有30%的贡献，非要说成是70%。可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既然杨振宁的署名在米尔斯前，没有按照字母排序，如果米尔斯真的是谦虚，那么只能说明杨振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做了不道德的事，就是硬要把自己的名字不按字母序排列，抢了米尔斯的学术功劳，从而降低了米尔斯的学术地位。如果是这样，米尔斯为什么没得诺奖，恰恰是他害的！
米尔斯相比杨振宁，可能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跟李政道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在那篇最重要的文献中的贡献是很次要的，主要的贡献都是杨振宁的，当然他没有资格跟杨振宁来争按字母序发表论文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更加能够证明杨振宁这个人非常无耻了。
但是，与米尔斯不同，李政道是个真正的天才，他跟杨振宁是一个等级的，在合作时，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他先想到的，所以他不愿意让杨振宁违背字母序，让别人误以为文章基本上都是杨振宁的贡献，这是天经地义的。杨振宁没有资格以自己年岁大点，就要求自己的名字排前面，而杨振宁由于爱慕虚荣，特喜欢把自己名字排前面，当然会闹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