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

　　初冬的一场雪，使醇亲王府的花园变得一派肃杀，园子里看不见了往日前呼后拥的随从，门外则是荷枪实弹的民国士兵，溥仪此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自从被冯玉祥的部队赶出紫禁城后，溥仪就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何大章先生介绍说，因为他们原来认为优待条件是不会变的，他完全没有料到最后会有这一出，所以当时溥仪很惊慌，而且在复辟的这一点上讲，应该说他始终没有断过这个念头。

　　紫禁城的风暴把溥仪抛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放弃皇帝尊号，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恢复袁世凯时代的《优待清室条款》，“复号还宫”重回紫禁城，继续过着帝王的生活；还有一条路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个紫禁城必须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叫“借助外国势力谋求恢复大清王朝”。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杀死溥仪的打算，但溥仪还是觉得他的生命时刻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请老师庄士敦与英国公使馆联系，想去英国留学，却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

　　1922年溥仪就表示过要去英国留学，庄士敦在中间也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态度确实很积极，但是到1924年他出宫的时候，英国使馆已经明确表示不接纳他，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出宫的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而且会影响到英国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关系，所以他们当时做出不接纳溥仪的决定，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却看好了溥仪。

　　英国人的决定，为日本人日后利用溥仪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溥仪的随身侍卫李国雄在他的口述《随侍溥仪纪实》中说：为了不使看守北府的政府军警生疑，事先故意与之联系说溥仪要前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治病，军警们便也跟了几个去，溥仪遂空走一趟医院，当天返回北府，目的是从心理上麻痹那些看守北府的军警们，隔日溥仪又上德国医院，就只剩一名军警跟着了，汽车在德国医院前门停稳后，军警都懒得下车，溥仪走进医院看见了等在那里的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装得互不认识，在楼内瞎转一气，就从医院后门溜出。

　　对于溥仪的到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把使馆里的一栋楼房腾出来供溥仪的妻妾和臣僚们使用，并专门为溥仪安排了会见王公旧臣的场所。至此，一个虚幻的小朝廷又在日本公使馆里被安顿了下来。

　　1925年2月14日，经过化妆的溥仪，步履匆匆地来到了北京正阳门京奉铁路火车站，秘密潜往天津。

　　在旧中国，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有规模相当可观的英、法、德、日等国的街区，既有外国的市政当局、社交俱乐部、教堂和修道院，还有曲棍球、板球、高尔夫球俱乐部以及只供外国人享用的游泳馆和跑马场，所有这些地方都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天津的外国租界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住进了日本租界宫岛街的一幢楼房。

　　溥仪住进了张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前清遗老旧臣相继前来投靠，在一帮王公遗老的劝说下，溥仪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

　　1925年6月的一个夜晚，溥仪悄悄离开了日本租界，来到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张作霖本来是一个土匪头子，后来被大清王朝的奉天将军衙门招安，成了新民府的巡防营管带，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营长，由于他心黑手辣、文攻武打，几年后便当上了奉天督军，后来又爬上了东北三省巡阅使的位置。民国初年，他虎视中原，南北征杀，终于坐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交椅。

　　溥仪后来回忆他与张作霖会面的情景时说：到了张作霖的行辕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正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溥仪回忆说，张作霖在与他会面的时候，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他一张嘴先是痛骂冯玉祥“逼宫”，接着又说溥仪不该在他带兵进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护皇上的。张作霖还说：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还要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弄去，一体保护。皇上要是乐意就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溥仪与张作霖的会见是秘密的，但即使这样，溥仪仍然没能躲开日本人的监视，据说张作霖送溥仪登上在外面等候的汽车时，发现了日本便衣特务，张作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要是小日本鬼子敢动你一个指头，你就告诉我，我会整治他们。”

　　张作霖与溥仪会面时，虽然委婉但却很清楚地告诉溥仪：不要钻进日本人设下的圈套里，但那时的溥仪显然更愿意相信日本人，结果张作霖的告诫便成了耳旁风。

　　溥仪还曾把恢复大清的希望寄托在军阀张宗昌的身上，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联合把张宗昌打败了，张宗昌的势力也随之烟消云散，溥仪送给张宗昌的大笔金钱自然就也就打了水漂。

	溥仪和他的父亲

　　经常出入张园的还有一个叫谢米诺夫的俄国人，这是一个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击溃的沙俄将军，他率领残部逃到中国的北方边境一带，在郑孝胥的引见下，谢米诺夫与溥仪挂上了钩，为了将来利用这股势力，溥仪给这个俄国人在银行专门设立了一个账户，随时供他支用，结果呢，大量的金钱又是有去无回。

　　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25年，国民革命军向盘踞在北方的军阀发动攻击。当战争势如破竹的向北推进的时候，日本人看到张作霖大势已去，便决心铲除这位桀骜不驯的大元帅。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汇处的沈阳老道口三洞桥埋下了30麻袋黄色炸药，6月4日，当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离京返奉，路过沈阳西北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炸药，张作霖在这次事件中被炸成重伤，4个小时后死在沈阳的大帅府，终年54岁。

　　1928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令溥仪感到十分羞辱的事件。

　　7月2日，国民政府陆军第12军军长孙殿英把他的军队开到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清王室陵寝。他们到这里并不是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进行什么军事演习，而是目标非常准确地对准了乾隆、慈禧陵墓的地下寝宫，军人们疯狂掠夺墓葬中的金银财宝，就连乾隆皇帝的尸骨也被四分五裂地拖出了棺外。当军队满载而归的时候，这座曾经盛满各种稀世珍宝的地下宫殿就只剩下一些拿不走，挖不动的石刻了。

　　盗掘皇陵的事件发生后，寓居在天津的溥仪极为愤怒，他发誓与国民政府不共戴天，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无权无势的溥仪当然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他只能在为先祖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设的灵位香案面前咬牙切齿地等待时机。

　　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之后，溥仪似乎悟出了军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道理，他决定派自己的弟弟溥杰和妻子的弟弟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为将来东山再起培养人才。

　　对于清王室这两位成员的到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很快溥杰和润麒就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认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定会俯首帖耳成为他们在满洲的傀儡，在日本人眼里，张学良不仅是纨绔子弟，而且还是个大烟鬼，他绝对不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动不动就骂“小日本鬼子”，然而这一次日本人打错了算盘，年轻的张学良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坚定，他很快就搞清楚了父亲死亡的真相，于是做出了日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举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降下飘扬在东北上空北洋军阀的五色旗，随后，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冉冉升起在山海关外。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将奉天省的称谓更名为辽宁省，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独立守备队按预先设计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线上不足一米长的铁轨，然后说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铁路，当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用重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驻地并发动了进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9月19日清晨，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城。

　　不久，长春、吉林、锦州、哈尔滨和热河又相继失守，日本军人仅用4个月又1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领土。

　　1931年10月5日，溥仪的妾文绣突然不辞而别地离开了静园。几天后，天津市地方法院便把一份离婚的诉讼状纸送到了溥仪面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皇帝废掉皇后和杀死妃子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一个妃子提出与皇帝离婚却是史无前例的，对于文绣这个离经叛道的举动，溥仪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文绣又名蕙心，是满族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被选为皇妃的时候还不满14岁，宫中的锦衣玉食并不能使少女开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文绣对清冷和寂寞，特别是缺乏人伦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能忍受，她曾写过一篇《哀苑鹿》的文章，把自己比做被关在花园里的小鹿，虽然不缺衣食但却没有自由，这种生活就像一个被关进监狱的囚犯。

　　溥仪无可奈何，同意了文绣的离婚要求，并为此支付了5万5千块银元的生活费，为了挽回脸面，溥仪随后下发了一道毫无意义的御旨，把文绣贬为庶人。

　　1931年10月27日，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接受关东军关于协助溥仪潜往东北的特殊使命来到天津。

　　11月3日，土肥原贤二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陪同下，在静园见到了溥仪。简短的寒暄过后，土肥原贤二告诉溥仪，关东军“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能够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去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对土肥原贤二所说的新国家的国体十分敏感，他要知道这个新国家到底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土肥原贤二笑容狡黠地说：等到了沈阳，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一心想复辟大清朝的溥仪却坚持说，如果不是当皇帝他哪里也不去。土肥原贤二说：“新国家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至此，溥仪的脸上荡漾开了许久没有过的笑容。

　　为了促成这个一心只想着“还政于清”的逊位皇帝尽快前往东北，一系列让溥仪心惊肉跳的事件在他身旁发生了。

　　先是一个受贿的咖啡厅侍者向溥仪“忏悔”说，张学良曾出钱让他刺杀溥仪，接着溥仪又在收到的一筐水果中发现了两颗定时炸弹。日本专家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

　　在土肥原贤二的游说下，溥仪已经决定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的江山了。由于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的消息被天津新闻界获悉，其行动已受到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为了达到挟持溥仪出关的目的，土肥原贤二收买了当地的失意军人、地痞和流氓2000多人，于11月8日策动了天津暴乱，骚乱分子开了枪，日本装甲车开了炮，几名中国警察丧生，无数不明真相的人受伤，日本人随即以此为借口，宣布了戒严令。

　　没有任何渠道能使溥仪知道这一次又一次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溥仪这时已经完全被土肥原和日本特务控制了。

　　正当溥仪准备启程北上的时候，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专程来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南京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例发给优待费，并建议溥仪到上海去居住，作为附加条件，溥仪不能去东北或者日本。

　　对于国民政府代表的来访，似乎已经有了靠山的溥仪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他冷笑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止多少年了，孙殿英还亵渎了我的祖陵，现在才想起来优待，每年区区几百万的优待费能比得上整个东北吗？蒋介石他会把江山让给我吗？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藏在一辆汽车的后箱里，在朦胧的夜色掩护下悄悄离开了静园。

　　黑夜中，溥仪急匆匆地登上早已等候在码头边的一艘日本军部运输船，但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在这个小型的运输船上安放了一大桶汽油，而这桶汽油距离他坐的地方只有几米远，日本军部下达了必要时烧毁轮船的命令，他们决不允许溥仪落到国民政府的手里。

　　经过短暂的航行，溥仪在几个日本军人的陪同下，又在大沽口港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轮驶向了茫茫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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