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8日下午，溥仪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了长春火车站，月台上早已挤满了身着各式服装的人，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摇晃着一面小旗，鼓乐声和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溥仪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在营口码头上希望见到的场面，今天终于出现了，在躁动的人群中，一队身穿长袍马褂，手举黄龙图案旗帜的人吸引了溥仪的目光，熙洽告诉他：那些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已经盼了20年了，听到这番话，溥仪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似乎又看到了大清朝的希望。

　　溥仪的就职典礼是在原吉长道尹衙门里举行的，虽然这个小小的衙门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很不像样子，但是热闹的场面还是使溥仪激动不已。

　　吉黑權运局办公楼是一幢俄罗斯式的建筑,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不久,便把这里作为了他的寝宫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溥仪还根据《诗经》中“于辑熙敬止”的诗句，给它取名为“缉熙楼”，意思是逐渐走向光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取其谐音表达他要继承先祖康熙大帝事业的决心，可是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事实一再地教育他，日本人并不给他实权，只是让他当形象代表。

　　24年后，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在伪满的那个时候，根本上我是没有这个实权的，那么统治和支配这个伪满的实权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为总务厅次长古海中之，而部里这个日本人的次长，他就是掌握部里面的一切实权，都在他手里， 省里面的省次长，日本人省次长又把省里面实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县里面日本人副县长又把县里面实权掌握在他手里，所以这么看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对伪满政权由中央到地方一个整个的一个操纵支配网。

　　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伪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订了一份《日满议定书》，把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给日本，日本不仅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而且有权开发矿山和向伪满洲国移民，伪满洲国则负责向日本军队提供所需的各种物资、设备。

　　随着中国领土在日本军人的铁蹄下大片沦陷，国际联盟调查团终于千呼万唤的来到东北，1932年5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在长春与溥仪见面了。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顿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的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地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特别大会，在国联特别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裁定，但是并没有明确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军事侵略，相反却荒谬的认为这是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并声言除“中日两国以外，世界其余列强对中日争议，均有重大利益，亟应维持”。据此国联提出了“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在“国联” 那里并没有得到半点实惠，倒是日本人显得气壮如牛，松冈洋右在国联发言宣称：日本为保证东亚地区和平的政策和对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在亚洲地区受到广泛的尊重，因此日本方面不能接受大会的决议。

　　日本驻“国联”全权代表松冈洋右讲完话便扬长而去，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什么仲裁，他们需要的是满洲。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政府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移民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日本将在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并声称“向满洲大规模移民是根据日本帝国军事政治需要产生的，它是充分利用满洲土壤的日本政府的国营事业”，后来这个计划又被广田泓毅内阁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

　　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不久，日本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纲要》和详细地实施计划，1932年10月13日，日本第一批“开拓民”到达佳木斯，他们的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既不去垦荒，也不去种田，而是在佳木斯城里担任起了军事警戒的任务。5个月后，第二批、第三批、以至越来越多地“开拓民”相继到来。

　　1933年3月到4月间，日本军队相继攻占了热河与长城各隘口，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包围态势，而这时，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却坚持认为，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他声称宁亡于日本也不亡于共党，于是，当南京政府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全力围剿的时候，在华北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却被撤出了战区。5月31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中将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将冀东、察北和绥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都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关于复辟帝制的声音又变得喧嚣起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体系已经确立，为进一步控制溥仪，把伪满洲国建成“日满一体”的傀儡国家，也正在考虑伪满洲国由“执政体制”改行“帝制”的方案。

　　1933年10月，新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溥仪感到心花怒放，他盼望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于是他考虑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去准备一套龙袍。一件荣惠太妃保存了22年的龙袍是光绪皇帝生前穿过的，溥仪对自己穿上龙袍接受百官朝贺的情景展开了充分的想象，但日本关东军却明确地告诉溥仪，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并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因此溥仪不能穿清王朝皇帝的龙袍，而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1934年3月1日清晨，溥仪穿上他梦寐以求的龙袍，在前引和后扈的簇拥下，来到了长春郊外的杏花村，这里临时用土堆起了一个祭坛，溥仪首先在用红布和黄布围起来的幔帐里面洗手净脸，然后在郑孝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的陪同下，在这个简陋的土台子上面向天神行了三拜九叩大礼。

　　“告天即位”的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溥仪极不情愿地脱下了刚刚穿上的龙袍，无可奈何地换上关东军指定的正装，然后在勤民楼举行了正式的“登极”典礼，同时改年号为“康德”。

　　这是溥仪第三次当皇帝了，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在紫禁城登基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尽管这次这个皇帝当得很不像个皇帝，但溥仪当时还是觉得他“借助外力以求恢复”的愿望实现了，至少在仪式上溥仪还是把这次登基大典认真的操办了一下。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日本关东军把“治安第一”作为伪满洲国国政的重点，强制推行“分区联县”“归屯并户”的政策，他们把居住在小村庄的中国人强行迁到指定的部落，并对原来的村庄和敢于反抗的百姓一律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借此阻断东北人民对抗日联军的支援。

　　1934年12月，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溥仪已经完全成了关东军的一个政治木偶，直接操纵他的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御用挂”是日本人的叫法，这个职务相当于大清王朝的“内廷行走”，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吉冈安直的另一个身份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显然，关东军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溥仪的身边，表现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后来溥仪作了一个形象地比喻，“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这当然不是去实现他早年出国游学的梦想，而是东渡日本去感谢“友邦”的扶持。

　　4月6日，溥仪在大连港登上日本的“比睿丸”战舰，在白云、丛云和薄云等战舰的护航下驶向日本，一路上虽然不时有些风浪卷过来，但是站在船舷边的溥仪心情却好极了，当富士山遥遥在望的时候，溥仪肃穆的向它行了一个军礼，这个举动，让日本政府派出专程迎接溥仪的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有些感动。溥仪乘坐的军舰停靠在日本横滨港，为了炫耀武力，日本人举行了一次有70多艘军舰参加的海上演习，随后又有上百架飞机轰鸣着在溥仪的头上掠过。

　　当溥仪抵达东京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亲率王公贵族和全体内阁大臣到火车站迎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陛下”或者“皇上”，这使溥仪感到恍若梦境，自大清朝开国以来，还没有哪一代君主能够像他这样受到外国人的礼遇，他甚至觉得他的那些先辈帝王们也黯然失色了许多。

　　溥仪在日本访问期间，与日本天皇一起检阅了军队，随后他又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在中国战场上受伤的日本士兵。当溥仪要离开东京的时候，裕仁天皇的弟弟雍仁亲王对溥仪说：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溥仪这样表白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

　　5月2日，溥仪回到了长春并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

　　就在溥仪表示要与“友邦”一心一德、共图伟业的时候，关东军又开始策划一场新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拥有百分之五十日本血统的人扶上皇位，并最终来取代溥仪，关东军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日满一体”，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溥仪的弟弟溥杰。

　　他们都知道溥他不能生育，那么将来可以让溥杰生的儿子继承满洲国的帝位，这不就血统上变成日本人了，而让溥杰和日本女子生日本血统的孩子，谁最合适呢，他们选中了日本一个侯爵家庭一个漂亮的女子，就是嵯峨浩。

　　对于这桩婚事，嵯峨浩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流浪的王妃》中这样写道：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惊诧不已，接着被一种犹疑和气愤交织的心情所笼罩，当时的复杂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关东军已把注意力集中在‘御弟’溥杰身上。他们设法使溥杰和日本皇族的王女结婚，并以这种姻缘来强化所谓‘日满一体’。简直像战国时代的人质一样。的确是军人式的简单想法。从反面也不难看出，在口头宣传建设王道乐土的同时，如不施展这类权术，恐怕是难以使中国人倾心于这个新满洲的吧。”

　　溥杰与嵯峨浩订婚后1个月，关东军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并迫使溥仪同意了这个法律。1937年3月1日，伪满洲帝国正式对外公布了《帝位继承法》，按照这个法律，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帝位继承法》公布1个月后，溥杰与嵯峨浩在东京军人九段会馆举行了婚礼，嵯峨浩后来回忆说，“这就是因为溥仪皇帝没有后嗣，他们在策划由我的丈夫溥杰在必要时继承帝位，当初皇帝也认为我是关东军的爪牙，是带着关东军的秘密使命而来篡夺帝位的。”

　　嵯峨浩对关东军的“政治”并不感兴趣，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这使那些阴谋者感到失望。婚后不久，溥杰便和嵯峨浩迁到了日本千叶县稻毛海岸居住，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溥杰在写给溥仪的一封信中曾不加掩饰地说：“嵯峨浩作为自己的妻子是最合适不过的。与其说是嵯峨浩同天皇有血缘关系而使我倾心，倒不如说嵯峨浩的爽朗直率性格和她那种虽属皇族门第却没有金枝玉叶那般矫揉造作的气质而使我倾心。”

　　尽管如此，溥仪对这个日本血统的弟媳还是疑虑重重。嵯峨浩在《流浪的王妃》一书中抱怨地说：我不知道皇帝为什么每逢见到我总是那么暧昧朦胧，若有所忌，皇帝也可能怀疑我是一名间谍。

　　很快，嵯峨·浩怀孕了，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作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