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的一座小城，1950年7月24日，一列只挂有两节硬座车厢、窗户全部被报纸遮盖的火车,静悄悄的停靠在了绥芬河火车站。

　　很少有人知道，这辆专列的任务是接运前苏联政府遣返给中国政府的伪满洲国战犯。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前苏联，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与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引渡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支持。

　　8月1日清晨6点。当69名伪满洲国战犯走下前苏联的火车，在荷枪实弹的中苏两国军人排成的甬道中间穿过的时候，溥仪注意到了胸前佩带着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布质标志的中国士兵。溥仪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带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在他们眼里，我大概渺小得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接运伪满洲国战犯的列车很快就开动了。溥仪不知道列车最终会驶向哪里，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头颅作为祭礼的。

　　溥仪感到死神正在朝他走来。

　　经过三天两夜的行驶，接运伪满洲国战犯的火车停靠在了抚顺火车站。

　　抚顺是大清帝国发祥的地方，300多年前，溥仪的先祖努尔哈赤曾以祖上遗留的13付铠甲在这里起兵，刀锋直指大明王朝，经过3代人40多年的征战厮杀，爱新觉罗家族终于坐上了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

　　清王朝取得中央政权以后，先后有5位皇帝光宗耀祖地回到过他们的故乡，而这时的溥仪却是作为囚犯被押送到了抚顺，他感到真的无颜去面对他的那些英雄前辈们了，溥仪想到了死，甚至想到了死前一定要高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浑河北岸的那座监狱是日伪时期修建的，当时溥仪正在长春浑浑噩噩的做着他的康德皇帝，他当然不会去想有多少抗日志士在这里惨遭日本人的屠杀，更不会想到，14年后他会与日本战犯一道被关押在这里。

　　1950年初，为接收前苏联即将遣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了战犯管理领导小组，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这座旧式监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监狱不仅新盖了锅炉房、礼堂、浴室和医务所，还在每一个监舍里都安装了暖气设备。

　　赵毓敏回忆说，我记得溥仪当时可能分配到第一个屋里，当时他们那个屋里都是那种大板铺，预备的都是国防色军队上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监舍非常干净。

　　走进了高高的围墙，溥仪的称谓便被“981号”所取代了，这个编号是按照先日本、后伪满洲国战犯的职务顺序排列的。在溥仪的前半生中，他早已经习惯了被人们称作“陛下”，即使在被前苏联羁押期间，“陛下”虽然叫不成了，但他身边的人还是诚惶诚恐的称他为“上边”，对于“981号”这个称谓，溥仪感到很不舒服。

　　初到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和他的几个族亲被关押在同一个监舍里，但十几天过后，管理所便把溥仪与他的族亲分开了，管教人员认为，和家族分开是使溥仪放下皇帝架子的第一步，虽然这距离把他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首先是要求他成为一个生活自理者，这样一来，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溥仪的生活就全乱套了，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早晨起来，人家早已经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实施了“仁川登陆”，战场的局势随即发生变化。9月29日，联合国军突破“38度线”，10天后攻陷平壤，战火迅速的烧到了中国边境。

　　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给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达了将溥仪等日伪战犯迅速转移到哈尔滨关押的命令，并提出了在转移战犯的过程中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的要求，10天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开赴朝鲜战场。

　　溥仪在哈尔滨关押期间，政府组织他们学习时事和进行了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学习的内容对于溥仪来说是新鲜的，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曾与德意日三国结成反共联盟，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共产主义思想，而现在这些著作就摆在他的面前，并且成为他们改造思想的必修课程，溥仪只能硬着头皮和其他战犯一起读共产党的书，从列宁到毛泽东，从哲学到近代史。

　　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前线不时有捷报传来，后方的人们更是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前线，这种情绪很快就透过高墙感染了溥仪。溥仪坐不住了，他经过对厉害得失认真权衡之后，决定拿出一件藏匿已久的宝物来换取政府对自己的好感，于是，他将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使用的图章拿了出来，这是用一整块田黄石镂刻而成的3枚印章，3枚印章分别镌刻着乾隆宸翰、乐天、惟精惟一等字样，田黄石素有与黄金等价的美誉，这件宝物更是价值连城。溥仪认为，政府对于他的献宝举动，一定会又惊又喜和大加赞赏，然而管教员却只是严肃的告诉他：献东西交给管理所就行了，这让溥仪感到困惑，他在向管教员解释这件宝物价值的同时，心里却在抱怨这些“土八路”不识货。但几天之后，管理所领导的一番话却使溥仪感到了震撼，溥仪回忆说：“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在哈尔滨关押的2年间，有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劳动，使溥仪的身体逐渐地变得强壮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前半生里每日不离药罐子，北京、天津、长春全有专门的药库。可是总是弱不禁风，吃不下、睡不好、走不动、提不起，上一个山坡就心跳的要昏过去。而现在呢，40年来的胃病已然消失，100斤的担子能挑得起，一顿饭四五个大馒头也不在话下，一躺下就睡着。

　　朝鲜战争结束后，战犯管理所又奉命迁回了抚顺。随后，一场在战犯之间进行的“大检举、大坦白”活动也全面展开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了监狱。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查署派出的东北工作团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的任务是广泛收集证据，然后对在押的战犯进行面对面的侦讯，为以后的起诉和审判做准备。

　　高墙里面的气氛随着工作团的到来而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溥仪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出乎溥仪的预料，工作团非但没有打人和动刑，甚至连一句粗鲁的语言也没有，倒是溥仪家族成员的揭发使他时时冷汗淋漓。溥仪的侄子、妹夫、甚至溥仪的弟弟溥杰，自然还有那些伪满大臣，一下子都站到了与溥仪对立的立场上，开始无情地揭发溥仪了。

　　长期以来，溥仪都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开始从蒙混走向认罪，进而又从认罪走向悔罪。

　　1955年8月，东北工作团把《侦讯爱新觉罗•溥仪的总结意见书》放到了溥仪面前，在这个洋洋6000字的意见书中，开列了溥仪五大罪状：一、勾结日寇阴谋复辟清朝的封建统治；二、背叛祖国充当“皇帝”，与敌签订卖国条约；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亲手“裁可”各种政策、法令危害人民；四、参加国际反共协定，支援侵略战争破坏和平；五、烧毁证据企图潜逃日本。

　　在这份材料中，溥仪看到了自己在中国那段悲惨屈辱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尽管算不上首恶，但终究是与豺狼为友，而啃噬的却是自己的同胞，他十分懊悔地在《总结意见书》上写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1956年，随着坦白检举工作告一段落，工作团陆续的都撤走了。这时政府组织溥仪等日伪战犯到东北各地进行参观，抚今追昔，所见所闻，溥仪感慨万千。

　　19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溥仪的第四个妻子李玉琴再一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她曾多次到这里看望溥仪，当时，已不再是“福贵人”的李玉琴，给已不再是皇帝的溥仪带来了她亲手缝制的布鞋和爱吃的糖果、以及学习用品，两人相互倾诉了离别之苦以后又共同畅想着未来。而这一次，已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却一口气向管理所提出了溥仪什么时候能够出狱，政府今后将如何安排溥仪出狱后的生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战犯管理所根本无权向李玉琴做出任何解释。

　　管理所的领导向李玉琴介绍了溥仪经过改造以后的种种变化，并希望她能够慎重考虑，至少现在不要与溥仪离婚，因为，那样对溥仪的改造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从有利于溥仪改造的角度出发，对李玉琴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李玉琴要求离婚的态度却没有丝毫的松动。抚顺战犯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和李玉琴腾出了一个房间，并在附近的小旅馆里借来了两床被褥和为他们安排了丰盛的晚餐。管理所的领导告诉溥仪，要有效地利用这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让李玉琴感受到夫妻之爱。

　　虽然很不情愿，但是溥仪还是在离婚诉讼书上签了字。经过改造后的溥仪这时已经懂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光想自己，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溥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就在他退位的那一年，18岁的毛泽东怀着对革命的憧憬，从湖南的韶山冲走出，投身到激流澎湃的社会革命中，7年后毛泽东在一份名叫《湘江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和溥仪》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青年时的毛泽东态度很明确，他主张“彻底”解决封建遗留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溥仪就早晚是一个“祸根”。

　　30多年后，溥仪被囚禁在抚顺，对他究竟是杀还是放，许多人心里并没有谱，因为主宰他命运的人正是当年那个态度坚决的年轻人，溥仪自己也一直感到心惊肉跳。

　　溥仪现在能做的就是忏悔，将自己罪恶的前半生写出来。这个念头一经出现，那些经历过的事、见过的人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9年零4个月的时光里，溥仪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印象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正是在这个医院加学校的监狱里，溥仪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学会了生活自理，甚至还掌握了一点点医术。

　　1956年4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表讲话，明确谈到溥仪等人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文章中说：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建议，3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回忆：“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1959年12月4日，战犯们列队走进俱乐部大厅，迎面一个红色的条幅吸引了每一个人，那上面写：“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简短的几句开场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台前，开始宣布特赦名单。

　　刘家常回忆说，溥仪根本没有料到他自己可以减刑，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最大的汉奸，是溥杰在后面捅了他一下，他才在忙乱中站起来喊了一声：“到”

　　溥仪在一篇题为《从皇帝到公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经过10年的改造，我由一个封建反动的皇帝变成一个平常的劳动者，由鬼变成人，旧的溥仪已经死亡，今天是一个新生的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