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灯里的照片出自这样一本书《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这本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在1995年出版。书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国科学院一位叫王 予予的学者保存多年的科考报告编撰而成。王 予予是中国知名的丝绒发掘及研究专家，长期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供职，如今已经作古。但是，这本书却几乎和王 予予先生研究的专业没什么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起。

　　1966年12月27日，山西大同滴水成冰的季节。这一天，从北京开来的普通列车上，下来10个风尘仆仆的人。他们是来自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文化部文博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学者。王 予予也在其中。当时，文化革命席卷全国，知识分子大多在接受批斗，有关科研的事情都已停顿下来，这些人怎么会在这时候来到这个塞上城市？他们干什么来了？

　　蒋忠义：“文化部，然后通过中宣部，找到当时的科学院的党委书记，然后就通知我们，我们就组织了一批当时搞技术和研究的人，搞了几个人，当天就坐火车就直接去了大同，第一批的去的时候没去几个人，到那儿先看了看情况，看到那儿准备做什么基础工作，需要什么各方面的人才，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组织人，组织人一个是清理万人坑的一些基本的技术工作和准备工作，需要用什么工具，第二个需要做一些人骨的鉴定，就是人多大年龄，得什么病死的，当时的基本情况是什么，第三个准备搞一些清理工作，清理工作就是把一具一具当时死难的人进行清理。

　　[周国兴：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尸体，提出保护尸体方案，在保护尸体的过程中，进行清理整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尸体进行鉴定，这个保护尸体是大量的，大家一起做，有大量的照片，好多人进行清理、除尘，每个尸体都搬下来，然后再弄到上面去，实验室里做，然后整理完以后在归位，这个花了大量的时间，一开始鉴定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照片，看看他的牙齿状态，看看初步的多大年纪，第二次就详细了，我们把尸体要都弄完。”

　　周国兴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在学校学习的是人类学专业。他知道大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著名的云冈石窟，但他没想到第一次来大同是竟接受了这样一个特殊任务。

　　在周国兴等人之前，王 予予和几名专家曾先期考察过大同“万人坑”，并提出清理和保护的方案。但是，“万人坑”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来过的专家们难以想象。当他们来到实地亲眼目睹“万人坑”时，专家们都感到了震惊甚至恐惧。

　　这个地方叫南沟，属于大同煤峪口矿，本来是一条无名的小山沟，因为发现“万人坑”而远近闻名起来。事实上，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山沟，而是煤矿废弃了的通风井巷。早在专家整理挖掘之前的相当长的日子里，当地人就知道这道沟，更知道沟里这些无名遗骨……那时候，万人坑不叫万人坑，当地老百姓把这里叫成“干尸场”，或是“死人沟”。在周国兴等专家们考察过后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这里，用摄像机拍下这里的情形。

　　这些尸骨生前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年代因为什么被抛弃在这里？

　　“万人坑”是一种通行的叫法，现在人们对它的一般理解是：非正常死亡的劳工用非正常方式埋葬的场所。但是当时，对于周国兴一行来说，在科研调查没有得出结论之前，他们决不能随意做出回答，更不可能感情用事。于是，北京的学者们给南沟的“万人坑”起了新的名字，上面的洞叫A井，下面的洞叫B井，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一切都是按照通常的科研程序进行的。

　　很快，从A井和B井中搬出188具尸骨。学者们必须对这些尸骨严格按照人类体质学的方法进行年龄与性别的鉴定，根据人体解剖学来识别伤残的个案，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在此之后得出有关结论。

　　周国兴：“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战争留下来的一个军国主义残害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遗址，也算是遗址了，所以好好的保护，因为万人坑很多，东北也有，但是像这儿保留尸体就不多见，当时我清理的时候，一共是200具尸体，两个井，其中带裸体的是80个，80个中间完整的大概是60个，这样的大量保留原有的尸体很少有，当时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王振江：“印象最深的里面，这里面有这个尸骨完好的，有的是打残废了，这里边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另外就是穿着衣服很简单，破破烂烂，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衣服，全是破的，从这些方面看来，当时矿工的生活实在是太差了，不当人看待。”

　　这是一件完全不同于在北京实验里的工作，专家们出于职业的冷静很快被打破了。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温等条件，很多尸体并没有完全腐烂，一些保存较好的干尸，甚至还保留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状，仅从直观上看已经触目惊心了。

　　科研工作照常进行，但专家们们的心已经难以平静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专家们从一具编号为A58 的尸骨残存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张长10。6厘米、宽5。5厘米的纸片。

　　经过除尘和平整，这张纸片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上面印着大同炭矿煤峪口坑，还有昭和15年2月的字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煤矿要用日本的纪年？

　　日本昭和元年是公元1925年，昭和15年就是1940年。

　　1940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一个难忘的岁月。那么，1940年的大同是什么情形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大同，位于山西最北端，因一千多年前北魏在这里建都并开凿云冈石窟闻名于世，也因煤炭储量丰富而被誉为“煤都"。

　　大同北面以蜿蜒的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草原毗邻，东面与河北省相接，地处晋、冀、蒙交界处，为三晋北方之门户、首都北京之屏障，素有古战场之称。

　　1937年9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分两路侵入山西北部。板垣师团主力从大同以南经平型关进入山西，察哈尔兵团千田、板仓部队两万余人沿北平到绥远的铁路线进击大同，9月13日，大同沦陷。

　　沦陷不久的大同很快进入初冬季节，北风瑟瑟，寒气袭人。

　　10月初，一群不是军人但又很诡秘的日本人来到大同。为首的是这个看似儒雅的男子，他的名字叫植田房雄，当时的职务是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调查员，他带领的一行人全部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雇员。

　　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一个什么组织？它和大同又有什么联系呢？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草柳大藏撰写了一部关于满铁株式会社的作品，名字叫《满铁调查部内幕》。在这本书中，作者几乎是用散文的笔触描写到：满铁本身不单纯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还具有类似日本政府的职能。它是一个最初对满洲、其次对中国、继而对列强制定有效策略与行使权力的据点，而调查部就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细胞，并不是有一副近视眼镜、文献和外语能力就能够在这里工作的。

　　1907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的第二年，满铁在大连成立了一个调查课。这是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铁调查课由历史、地理、资源、物产等调查扩大到搜集军事情报等，从一个情报咨询部门变成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因此，由植田房雄率队接收大同煤矿是顺理成章的事。

　　满铁产业部在1938年3月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调查员植田房雄在第一次接收大同煤矿的当时，受驻在张家口特务机关之命，同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产业部矿业科的各接收有关技术员一行十一人，于1937年9月27日从大连出发，途中经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及大同，于同年10月6日到达大同煤矿永定庄。”

　　这份报告表明，满铁的行动是受军方指使的，当然也是很迅捷的。当植田房雄一行人日夜兼程到达大同时，离大同陷落，也就是说离日军在大同结束军事行动，只有23天。

　　日本方面对大同煤矿为什么如此垂青和迫不及待呢？

　　在抚顺档案馆，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看到一份题目为《山西省大同煤田调查报告》的文件，作者是日本临时产业调查局的工程师门仓三能，报告写于1918年，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关于大同煤矿最早的文件。

　　1918年8月初，受当时的日本临时产业局指派，工程师门仓三能带着辅助他工作的技术员、测量员和翻译潜入大同，在那之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在北起大同长城、南至雁门关的几百里地域内，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行踪几乎遍布了晋北的每个角落。之后，门仓三能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拿出了共十章之多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大同的地质、煤层分布、煤质煤种及煤量，对煤炭的运输和销售价格也做了调研，甚至细致到矿工的效率和工资以及具体的采掘法。门仓三能几乎是用惊讶的口气说道：“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27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大同煤田乃至山西煤田的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报告。我们遍寻资料，始终无法找到关于门仓三能的任何个人线索，专家分析的结果是：门仓三能极有可能只是日本临时产业局的一般职员，因而关于他个人资料的缺失不足为奇。然而，就是这个一般职员的这份报告，事实上提供了后来日本掠夺开发大同煤田的最初蓝本……

　　而身处1918年的山西统治者，耳闻着山海关外时隐时现的枪炮声，却丝毫觉察不出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正有条不紊地逼近着这片温柔富贵乡。那年，国民党山西省长兼督军阎锡山在大同口泉镇正式设置了大怀左煤矿商务总会，这是山西采煤史上第一个官方商会，也就是在那年，随着煤炭产量的不断增加，与平绥铁路接轨的大同至口泉支线通车了

　　相对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日本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它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自然资源乏善可陈。但是，经过明知维新的日本逐渐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变成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尤其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得胜的日本开始跨过大海，向大陆征服。然而，日本的战争车轮一直被匮乏的资源所阻滞。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1933年11月，满铁就指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1934年10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之方针及要领》，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贸易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此时，日本把对华北资源的掠夺已经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了。

　　“七七”事变后，满铁调查部再次运用其情报优势，它在一份文件中预警说：“昭和13年{1938年}，日本缺煤将达到1200万吨”。（《北支那经济开发方案调查资料》第二编第一卷369页）其实，早已经有日本人瞄准大同煤矿了。

　　工学博士久保孚，是日本占领时期抚顺煤矿的矿长，后来担任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理事。此人对大同煤矿研究甚久。日军占领大同后，他立刻在1938年1月拿出一份深思数虑的报告，名曰《大同煤矿开发论及其计划草案》。几乎断然指出：“为了使日本内地及满洲国的煤炭不足量达到充足，当前舍弃了大同再无合适的。大同具有能够充分担当这项任务的能力”。

　　植田房雄所谓的“接收”进行的并不顺利，他后来在给满铁的报告中说：“煤田调查队的编成依靠军方。因而满铁株式会社受军方的命令，组成了后述的组织，到达现场的时间为10月21、22日，到达后立刻开始了调查，可是十月上旬的当时，四周的形势完全发生了变化……”（《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

　　植田房雄所说的“变化”，指的是在进入永定庄矿和煤峪口矿时，多次遭到八路军宋时伦支队的袭击。但是，由于军方一再催迫，植田房雄等人不敢怠慢，大约到11月下旬，大同的几个主要矿井陆续恢复了生产。植田房雄在一份报告中松了一口气地说：“从11月末到12月恢复了事变前的状态”。

　　日方对这些矿井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

　　1937年11月，太原保卫战失利，从此华北战场的正面抗战结束了。

　　1938年春天，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打了大胜仗，歼灭日军2万余人。然而，在大同煤矿幽深矿井下的中国工人对此一无所知。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就在这一年的6月，有35万吨他们用血汗挖出来的煤，漂洋过海，运到了日本大阪和神户两个城市，供给了那里的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这是“七七”事变后从大同运往日本的第一批煤。

　　这个时期，大同煤矿采用日本纪年的方式就不奇怪了。这也解释清楚了A58身上遗留的物证上为什么会印有“昭和15年2月”的字样。

　　北京来的专家学者们继续进行着科研考察。

　　王予予在书中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大同“万人坑”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突然，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到“万人坑”前，从随身携带的篮子里掏出自家蒸的馒头，点燃了香和纸钱，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从她的哭诉中人们渐渐知道了真情。原来，这个妇女是河北人，丈夫在二十六七年前抓劳工抓走了，听说到了大同煤矿，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听着这个妇女的哭诉，围观的人们也流下了眼泪。

　　一具具惨白阴森的尸骨仿佛恢复了诉说能力，他们开始道出自己的年龄，离开人世的时间，死之前的生存状态等等。

　　这是1967年那次科研调查留下的记录。

　　从这张表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188具尸骨的年龄分析：A井的平均年龄为32。2岁左右；B井的平均年龄为33。5岁左右；两井合计平均年龄为32。8岁左右。

　　而他们的死亡时间，经过科学分析，正是在日本统治大同煤矿时期。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日本人来了大同之后，当地才有了“干尸场”“死人沟”的说法。

　　周国兴：“我清理的时候有时候衣服，衣服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他们藏在口袋里，当时找了7个人，有的牌上刻着，有的刻在叫工资，他们发工资有一个袋子，上面写着名字，当时有身份和地址的，我们就查到其中两个，一个是袁廷先还有一个就是龚瑞海。”

　　在A井和B井中发现的遗留物不足尸骨的百分之五，尽管如此，这些物证还是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王予予在当时的挖掘记录中这样写道：“至此，A B两洞的清理基本完成。两洞发现的尸骨、遗物对弄清历史年代和劳工来源；对其生前经受压迫、虐待状况和种种致死原因都提出了可靠证据。”

　　大同煤矿“万人坑”在经过科学技术人员考察后，首次做出了一套完整的专业鉴定。但是，这份鉴定书当时并没有发表和出版。所幸王予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把它保存下来，直到近三十年后于1995年在香港出版。

　　1967年初夏，大同万人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188具风干了的遗骨静默依旧，扭曲了的只有生死瞬间的呐喊和悲号。无声的悲号连接着今生前世，也为后来的探索者们留下了更多的谜团。比如，这个叫龚瑞海的，劳工证上写的是河北人；还有那个叫袁迁宣的，“招募证”上写的是徐州人，他们如何来到大同？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

　　1967年6月，年轻学者周国兴和他的同伴不顾几个月的疲劳，登上火车，开始了漫漫寻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