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理查德·尼克松

　　1959年，由于长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不得不携全家离开美国，迁居瑞士。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瑞士，斯诺一直惦念着年轻的新中国。但自1950年开始，美国政府以吊销护照作为威胁，禁止所有美国记者去中国。迁居瑞士后，斯诺提出以作家身份访问中国，使华盛顿无计可施。1960年春天，斯诺正式获得了前往中国的签证。

　　1960年6月28日，斯诺终于回到了这个他离别了近二十年的第二故乡。半年前，共和国刚刚庆祝了她十周岁的生日，新北京的十大建筑使这个千年帝都焕然一新。斯诺在日记中写道：“20年不见，这里完全变了样，我感到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斯诺在内蒙古目睹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他这一次访华把内蒙当作了旅行的重点。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但包头市长向斯诺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此时包头已经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其中一年前投产的包头钢铁公司是当时中国五大钢铁企业之一。

　　随后，斯诺访问了他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上海。此时，上海的私营企业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备受歧视的产业工人们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

　　在上海，斯诺还听到了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为他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这次为期四个月的访华过程中，斯诺拿出了1936年在苏区采访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去重新了解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他访问了十四个省或自治区的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甚至监狱，正式采访工农兵学商七十余人，包括末代皇帝溥仪，随机采访不计其数。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邀斯诺一同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密云水库。

　　1960年金秋的一天，斯诺来到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当时陈辉先生担任翻译。

　　谈话间，斯诺问道：在陕北的时候，您曾经说过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现在还想去吗？毛泽东笑着说，现在华盛顿不欢迎我去呀。斯诺说，如果他们欢迎您去呢？毛泽东说，如果那样，我几天内就可以去，只作为一个游泳者，不谈政治！

　　斯诺此行非常希望见到他尊敬的宋庆龄，但此时宋庆龄正在上海养病，斯诺赶到上海后立即请人给宋庆龄送去了一只花篮，并写了一封信，诉说近年来自己生活中的磨难。宋庆龄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他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永远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信的结尾宋庆龄写道：“生命是短促的，历史是悠久的，而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经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自然灾害的种种恶果初现出了端倪，斯诺在充分报道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向外界讲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在记录了他这次访华经历的《大河彼岸》一书中说，有一回，他向著名作家老舍问起了他的得意门生萧乾。

　　文洁若：“当时老舍告诉他，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经毫无兴趣。斯诺就在他的书里写：我不相信人的性格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后来这本书1970年再版本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就是这位老舍，1966年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离开中国后，斯诺利用每一个回美国的短暂机会，亲自向美国社会介绍他所见到的新中国，力图弥合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

　　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斯诺对新中国进行了第二次访问，毛泽东请他在中南海吃饭。1964年12月16日，斯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对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正式采访，今天从当年拍摄的珍贵电影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目睹他们两人的风采。

　　斯诺的采访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非常敏感的台湾问题，周恩来无不给以坦率的回答。一个小时的预定采访时间很快过去了，双方都感到意犹未尽。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斯诺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他思念已久的宋庆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对中国来说是国内环境动荡不安，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自1965年春天起，美国开始大规模增兵越南，使越南战争迅速升级；1966年，后来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9年，中苏两国在远东边境线上的珍宝岛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一时间，中国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威胁。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就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来华采访的申请，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向外界客观地介绍这次史无前例的革命， 1970年，他的采访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有关斯诺的档案资料。在一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回的秘电报告中，我们看到，当中国外交官告诉斯诺他可以再次访华时，他不禁出乎意外地高兴，鼓掌并握手。

　　在同一份报告中我们还看到，当中国外交官提出可以负担斯诺访华费用时，斯诺婉言谢绝了。实际上，斯诺迁居瑞士后一直是自由作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访问都是自费来的，这无疑给他并不富裕的生活形成了更大的负担。

　　1970年8月，斯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回，在他的好友黄华的陪同下，他回到了陕北，重走了当年采写《西行漫记》时的道路。

　　但是，斯诺发现，文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对于他的许多中国朋友来说，文革更是一场麻烦甚至灾难。

　　在面见周恩来总理时，斯诺终于将心中的不满和盘托出，他说，在国外很难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次来了，还是理解不了。周恩来于是劝斯诺慢慢来，不要急。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咖啡代酒，欢迎斯诺再次访华，在周恩来亲自为斯诺倒咖啡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他拿着咖啡壶的手在明显地抖动，周恩来笑着说，看来我现在的确是老了。

　　1970年10月1日，斯诺夫妇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观礼。

　　国庆观礼后，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欢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是美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我本人愿意和他谈中美关系。这席话，斯诺已等待了二十多年。

　　当年的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同时该版显要位置还刊登了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与毛泽东的会见使斯诺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他很激动，但也非常不安，他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中美两国确实需要架桥，但这座桥很长，我不知道我的脊背是否能帮助支撑起这座桥。

　　实际上，当中国政府力图推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时，美国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希望能不失体面地抛出橄榄枝。

　　然而，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一重要信号却被美方忽视了。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自嘲地说，那个信号有些隐晦，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脑袋完全没有理解。

　　1971年初，斯诺专程回到美国，通过朋友约见基辛格，但由于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斯诺同情中国政府，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物，基辛格拒绝了斯诺的约见。

　　永不言败的斯诺于是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写成报道，发给美国《生活》杂志，报道定于4月底发表，而事先得到消息的美国通讯社抢先于四月初播发了报道的摘要。4月9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在这样的形势下，华盛顿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4月26日，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当年7月9日，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一周后，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5月前访问中国。

　　一时间美国许多主流媒体争相聘用斯诺作为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特约记者，因为美国媒体都相信，作为中方完全信任的美国记者，斯诺完全可以拿到中美峰会的第一手材料，甚至亲身参与一些最重要的会谈；而作为尽其毕生精力为中美友谊和理解架桥的斯诺，也确实最有资格采访和记录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

　　但不幸的是，此时斯诺已经被瑞士的医院确诊患了胰腺癌，并已转移到肝脏。斯诺的家人最先想到的是能否将他送回美国医治。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得知了斯诺的病情，他们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中国医疗小组飞往瑞士把斯诺接回北京治疗。当这个医疗小组1972年1月底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中国治疗肿瘤最权威的日坛医院已经安排好一间条件完备的病房等待斯诺的到来。

　　1月25日，由斯诺的老朋友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斯诺的家中，而此时斯诺已出现了种种癌症晚期的症状，经常陷入轻度昏迷状态。

　　当斯诺听到马海德向他转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邀请后，沉思了许久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愿，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能得到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关怀和照顾，对此我深表感谢。但是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消息传回北京，周恩来指示尊重斯诺本人的意见，就地进行医疗护理工作。于是，中国医疗小组迅速将斯诺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医院。

　　1972年2月初，斯诺接到了尼克松总统的亲笔信，信中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2月8日，斯诺的终生好友、新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代表中国政府专程到斯诺家中看望他。

　　然而，这几乎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话语了，1972年2月15日凌晨，斯诺在昏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消息传来，斯诺生前的朋友们和许多敬佩他的中国人陷入悲痛之中。

　　中美两国的媒体迅速报道了斯诺逝世的新闻，并对他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周刊撰文将他誉为发现毛泽东的哥伦布；《纽约时报》则在头版发表了斯诺逝世的消息并刊登了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就在斯诺逝世72个小时后，载着尼克松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随尼克松访华的是一支七十二人的庞大记者团，但他们却没有一位被中方允许采访毛泽东或见证两位元首的会谈。许多记者感慨说，斯诺缺习是尼克松访华中最大的历史遗憾。

　　斯诺在遗嘱中说，“我热爱美国，我也热爱中国。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一群善良的人们，而正是他们给了我一生中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根据斯诺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埋在美国，一部分埋在中国。经过与中国政府的协商，他的骨灰送往中国的部分，被安放在他工作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光阴似箭，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能俯视未名湖的墓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同时又迎来了一队队前来凭吊的中美友人。

　　三十年来，美国学术界研究斯诺的兴趣有增无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有三部不同的斯诺传记在美国问世，一位传记作者恰如其分地评论说，斯诺是历史上少数几位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记者。2002年，美国权威性的学术杂志《新闻史》刊登一篇调查报告说，五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斯诺的怀疑和污蔑是毫无根据的。

　　2005年5月，当我们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纽约时，我们在美国的拍摄已进入尾声。我们驱车沿哈德逊河北上十多公里，在河畔的一个寂静的社区中，经一位美国朋友的指引，我们找到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小庭院。当年埃德加·斯诺留在美国的那部分骨灰就泼撒在了这三棵大槐树旁。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没有丝毫的标记表明这个小院与斯诺的联系，只有这三棵可以卓尔不群的大树构成了一块无字的墓碑。

　　自从1947年与埃德加·斯诺分居后，海伦就独自住在康奈迪格州麦迪逊小镇上的这间寓所里，出于对斯诺的爱恋，她一直保持着斯诺的姓氏。她一生写出了六十多部著作，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有七部在美国正式出版，而其中的《阿里郎之歌》被许多国际学术机构选为二十世纪经典著作之一。自七十年代起，海伦又多次访华，1991年，中国文学基金会将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奖授予海伦。1997年，海伦在睡眠中辞世。

　　麦迪逊小镇郊外的公共墓地是海伦长眠之所。海伦生前曾对中国朋友说，如果有机会来看望我，别忘了带了玫瑰上和来自中国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