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成功穿越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封锁，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所在地陕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这期间，斯诺从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叙述中无数次听到了长征，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次前无古人的壮举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于是，斯诺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记述长征，其中以“大渡河英雄”一节最为引人入胜。许多史学家认为，仅凭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长征这一新闻业绩，埃德加·斯诺便足以跻身于世界史上最优秀记者的行列。

　　斯诺在苏区采访的前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吴亮平都曾担任他的翻译。实际上，斯诺邀请了一位翻译一同去陕北，这位翻译就是黄华。在穿越封锁线时，由于担心人多不便，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黄华晚于斯诺十天到达保安，这时斯诺已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

　　随后黄华陪同斯诺采访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几乎所有当时在陕北的红军高将领。

　　10月底对陕北来说已是深秋时节，斯诺对红色中国四个月的访问结束了，他准备立即回北平撰写报道，而与他一道访问苏区的年轻美国医生马海德决定留下。

　　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底回到北平，与热切期盼他归来的海伦重逢。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全力以赴投入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之中。

　　此时斯诺夫妇已经深刻地预感到这本书将会在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于是他们决定，一方面由斯诺撰写该书的正式英文版，一方面将采访资料迅速编译成一个中文版，尽快出版，取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王福时先生当年在斯诺夫妇的指导下参与了这部《印象记》的翻译和编写。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3月出版，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序曲，它比英国出版的原版《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半年，又比中译本《西行漫记》早了近一年。《印象记》一书选编了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还录入了许多有关长征的珍贵历史资料。

　　在斯诺撰写《红星照耀中国》期间，海伦不仅为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决定如何撰写毛泽东生平时，斯诺和海伦产生了分歧。

　　中国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安危：“斯诺最初是想用第三人称写毛泽东的生平，但是海伦说不行，要用毛泽东的第一人称，她说这部分是这本书的脊梁，必须用第一人称才有力。结果斯诺听从了海伦的劝告，从后来的效果看海伦是对的。”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半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后随即回到南京，国共两党即将实现第二次合作。

　　对于“西安事变”的深远影响，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判断。他写道：“经过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其实谁都没有变！但是总有得利者和失利者吧？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1937年春天，斯诺夫妇希望能采访报道国共合作新形势下的共产党和红军，由于斯诺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脱不开身，海伦决定代替他赴陕北采访，王福时作为她的翻译一同前往。此时，对于一个要去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来说，西安城的形势更加险峻了。

　　在斯诺离开陕北后，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海伦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朱德。于是，对人民军队总司令的采访和描述后来也编入了《红星照耀中国》，使这部历史性的巨著更加完整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这一事变随即演变成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迅速东进，开上抗日前线，在延安的海伦得知消息后，找到毛泽东，要求去前线采访。

　　毛泽东当场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给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情请为解决。”

　　海伦带着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山西前线，但由于八路军总部向前推进的速度太快，海伦一直没能见到任弼时和邓小平。1979年，当邓小平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海伦终于得以把这封保存了42年的信交给了他。

　　海伦回到北平后不久，斯诺就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于是，斯诺夫妇来到青岛海滨度假，长时间高强度的采访和写作，使他们两人看上去一下子都老了十岁。

　　在《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前，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争夺对该书的转载权，使它在出版前就已先声夺人。美国兰顿公司于1938年1月出版该书，由于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兰顿公司在该书的封面写下：“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兰顿公司每天平均收到六百张商家订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本书被译成了六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

　　《西行漫记》出版时，正是日军向中国国土发动大举进攻之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本书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给大后方和沦陷区的许多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为了更进一步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她的统一战线政策，斯诺与海伦在《西行漫记》出版后，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做过多次演讲。

　　《西行漫记》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许许多多个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就是看了这部书后义无反顾地奔赴陕北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华君武：“我当时看了这部书一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当时大家对国民党的兵是怕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到延安去。”

　　华君武于是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辗转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斯诺的公正报道还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毛泽东的真诚友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当毛泽东遇到西方记者或美国朋友，他几乎都要他们代为传达对斯诺的问候。

　　1937年年底，侵华日军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华东大城市，成百上千的工矿企业陷入敌手，中国的战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热爱中国的斯诺夫妇对此忧心忡忡。

　　这一年的冬天，斯诺和海伦在上海遇见了他们的老朋友、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斯诺和路易·艾黎对蒋介石政府没有及时将上海的机器设备运到大后方深表痛心，海伦插话说，抱怨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们真的爱中国，就应该实实在在的为她做些事情。三人最后决定，应该发起一个运动，将海内外的资金与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战时的工业化进程，按照海伦的提议，这个运动就叫做“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

　　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开始频频奔走于海内外，他们在海外筹集了大量的捐款和贷款，然后将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和边区的技术工人集中起来，开办小型企业，优先生产军需后期物资。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二战胜利时，“工合”组织用他们在海外筹集到的三千万美元款项在中国大后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合企业三千多家，这些企业生产了大量的军需后勤用品和小型的武器及弹药，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而路易·艾黎、斯诺和海伦这三个“工合”倡导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也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斯诺通过新四军在大后方的联络官廖承志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令斯诺心痛的不仅是抗日的新四军遭到了同胞的屠杀，而且在新四军艰苦建立的“工合”企业也被彻底破坏了。于是，斯诺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第一个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消息迅速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震动，美英等国的外交使节要求蒋介石做出解释。惊惶失措的国民党一方面对事变本身百般辩解，一方面注销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证。

　　这时，斯诺已觉得疲惫之极，这个原本打算在中国只停留六个星期的美国年轻人，已经在这里渡过了他十三年的青春岁月，思乡之情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刚好，《纽约先驱论坛报》给了他一个去东南亚采访的任务，于是，他与海伦离开中国，在完成东南亚的采访任务后回到了他的故乡。后来的事实证明，暂时离开中国的斯诺却走上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位《红星照耀中国》的忠实读者，钦点埃德加·斯诺赴苏德战争前线采访。当斯诺赶到伏尔加河畔时，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刚刚爆发，于是，斯诺在炮火中见证了这场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关键战役。

　　斯诺在苏军阵地上采访了崔可夫将军和许多普通士兵，真实地报道了苏联军民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

　　1944年夏，斯诺又随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部队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巴黎。此时，他还不满四十岁，但他的新闻报道技巧已是炉火纯青，对时局的分析更是精辟入理。

　　在巴黎，斯诺遇见了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得意门生萧乾，萧乾作为中国《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也随美军进入了巴黎。师生两人在巴黎的一间咖啡馆里畅谈了一个下午，后来萧乾回忆说，那一天斯诺说的两句话令他终身难忘。

　　萧乾夫人文洁若：“他是说，中国是我真正的第二个故乡，这一句很重要的，第二句话说到鲁迅，是鲁迅是使我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这句话他磕磕巴巴用中国话说不出来了，后来还是用英文说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优秀的国际记者，见证了东西方战场上的许多重大战役，而他的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历史的宝贵记录。

　　二战后期，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先后三次召见斯诺，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1944年，美国军方向延安派驻观察组的动议遇到了来自蒋介石政权的巨大阻力，罗斯诺在咨询了斯诺之后，下定决心，最终把这个十八人的美军观察组送到延安，从而开通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联络渠道。

　　2005年5月，我们中央电视台《斯诺》摄制组来到美国纽约市以北两百公里的康涅迪格州，在康州小镇麦迪逊，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所房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斯诺夫妇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曾共同在这里生活过几年。此时的斯诺和海伦已经是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尽管身在大西洋岸边，他们仍一直关注着他们热爱的中国。

　　这个池塘边上的红色小木屋，当年是斯诺的书房兼工作室。如果不外出采访，每天天刚亮，他就会走进这间小屋里埋头写作，在这里，他写下了《我们的盟友》和《斯大林需要和平》等四本书。

　　与此同时，斯诺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到了双重打击。由于性格原因，斯诺1947年与相伴十五年的第一任妻子海伦分居，1949年，斯诺把两人名下的房产留给了海伦并与她正式离婚。

　　自1950开始，麦卡锡主义泛滥美国，所有报道和同情过共产党国家的美国人都遭到迫害，斯诺这位名作家也没有幸免，右翼的美国政客甚至指责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

　　现年百岁高龄的查尔斯·怀特博士是埃德加·斯诺的中学同学和终生好友，他回忆说，麦卡锡时代是埃德加·斯诺生平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1950年，冷战在朝鲜半岛演变成一场热战。1951年，美军连连失利，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此时，执意扩大战争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被形势所迫力图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生严重分歧，4月11日，杜鲁门以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军事职务。一时间，美国朝野同情麦克阿瑟的势力纷纷以各种形式对这位著名的鹰派将军鸣不平，抗议信向雪片般飞向白宫。

　　我们的摄制组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找到了一封埃德加·斯诺在1951年写给杜鲁门的信。斯诺在信中对这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总统说，我本人祝贺您做出了撤销麦克阿瑟将军职务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明智而正确的。斯诺还告诉杜鲁门：我本人就此事向二十三个人做了民意调查，其中二十一个人同意您的决策，但恰恰是那两位持异议的先生向您写了抗议信。

　　此时，埃德加·斯诺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重压下，尽管美国的报刊已经不敢发表他的言论，甚至他的新婚妻子都因受他的牵连而几乎失去了工作，但我们看到，埃德加·斯诺仍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自尊和自信，并通过向总统写信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