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所以我们自然会站在中国爱国青年的一边。

　　------海伦·福斯特·斯诺

　　1935年12月9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向位于市中心的前门进发，对中国现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此时，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惊喜地发现，他们敬重的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正走在他们的行列中。

　　现在您看到的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大都是埃德加·斯诺在十二九当天拍摄到的。实际上，当时埃德加·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学院执教，一个月来，“一二九运动”的许多策划和组织活动都是在斯诺夫妇家中进行的，在游行示威的日期确定后，斯诺和他的新婚夫人海伦第一时间里得到消息。

　　由于事先的组织活动进行得非常机密，当青年学生聚成一股洪流向市中心行进时，军警们竟一时间惊惶失措，但随即，在当局的严令下，军警们开始了对学生的残酷镇压，当天有三十多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总理黄华当年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

　　黄华（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军警对学生是很残暴的，用大刀砍哪，有一张照片就是，学生已经倒下了，军警还在举着刀要砍，这时突然看到有人在拍照，就收敛一点，实际上在侧面上保护了我们。

　　斯诺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你所爱的姑娘遭到蹂躏时，你不可能袖手旁观，而北京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海伦说，斯诺和我都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所以我们自然会站在中国爱国青年的一边。

　　贝蒂·温费尔德（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史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又一次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他与游行队伍同行并且用他的摄影机进行了记录，因此斯诺和他的夫人扮演了坚定的支持者的角色，当然我们在课本上教导记者不要介入事件，但斯诺介入了，他完全介入了这次事件。

　　[斯诺拍摄的一二九电影镜头]

　　第二天，欧美各国的报刊刊发了一二·九运动的报道和照片，许多中国的报纸也冲破当局禁令对这场爱国运动进行报道，在接上来的几天里，游行示威席卷了全中国的主要城市。

　　[12月16日大游行的历史照片]

　　12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大中学生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斯诺像一周前一样，背上照相机和摄影机，准备记录和报道这次游行。然而这一次，预先得知消息的北平军警如临大敌，他们关闭了北平所有的城门，从郊外走来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被关在了宣武门外。

　　斯诺当时在城门内焦急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忽然，她发现，一个瘦弱的女学生从城门下的缝隙中钻了进来，企图在里面打开城门，结果被一拥而上的军警抓了起来，押进了城里的警察局。于是，斯诺乘军警不备，溜到了警察局的屋檐下。

　　这位被捕的女学生是清华大学的陆璀。

　　陆璀（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当时我趁着警察不注意，用手指擦掉窗上的一小块薄冰，想看看外面的情况，没想到这时候窗外正好有一双眼睛在通过这个小孔向里看，然后这个人就用英语问我：我可以进来吗？我说，当然啦，请进来吧。”

　　斯诺于是旁若无人地进了警察局，乘着军警发呆的工夫，对陆璀进行了采访。

　　陆璀（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他就问我，你能谈谈你们游行的目的吗？我就说，我们誓死不作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

　　[斯诺报道一二九的英文文章]

　　斯诺当天以《中国的圣女贞德被捕了》为题向海外媒体发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

　　[斯诺拍摄的陆璀在盔甲厂13号的照片及陆璀与海伦·斯诺的合影。]

　　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陆璀当天晚上就被释放，随后被中共地下党组织送到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的家中由他们保护起来，后来，斯诺的家中住满了被像陆璀这样被军警追捕的学生，斯诺夫妇为他们提供食宿，直到有机会将他们安全地送出北平。

　　陆璀（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我在他们家呆了一个星期，我看到当时斯诺夫妇的生活非常简单，而且他们都非常勤奋，斯诺除了有时要出去办事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写作。”

　　[陆璀照片]

　　和斯诺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邂逅改变了陆璀的一生，她于1936年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常驻欧美，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她当选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片花]

　　斯诺夫妇在“一二九运动”中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感召力。当时，斯诺夫妇从不同渠道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西北部，并且被几十万政府军包围着。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让斯诺夫妇十分钦佩，他们产生了一个无法克制的愿望，那就是去采访红军。但是，一个美国记者是否能够冲破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进入红军的防区呢；而且，即便是能够冒险进入红区，共产党领袖会相信他这个美国人吗？答案恐怕是不乐观的。然而，斯诺夫妇绝不是在困难面前逡巡不前的人，他们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斯诺知道，当时宋庆龄和她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常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且，在中共中央这年八月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后，宋庆龄率先通电响应，因此斯诺推测，宋庆龄或许和中共中央保持着一定形式上的联络。

　　[上海宋庆龄故居中当年宋庆龄与斯诺策划访问陕北的小客厅]

　　于是，斯诺于1936年春天悄然来到上海，拜访了宋庆龄。

　　宋庆龄没有让斯诺失望，她答应立即安排此事。几天后，当斯诺再次来到这栋住宅时，宋庆龄把自己的半张名片交给斯诺，并对他说，沿途已经安排好了，到西安就会有人接应你，这半张名片就是接头用的信物。

　　[斯诺在盔甲厂住宅打点行装的照片准备去陕北的照片]

　　欣喜的斯诺随即乘火车回到北京，开始了陕北之行的各项准备。他明白，他的使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全面深入的报道，由于国民党政府多年的新闻封锁，人们对共产党和红军一无所知，因此斯诺在出发前认真写下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提纲。在后来正式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序言中，记录着八十个问题，从“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军事前景究竟怎样？”这位三十一岁的美国记者雄心勃勃，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红色之旅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未来。

　　然而，尽管有宋庆龄给予的亲自安排，斯诺的秘密旅程仍然带有十足的探险性质，自幼热爱冒险的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已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牺牲，如果能够探究出其中的社会根源，就是再把我自己的脑袋赔上去也是绝对值得的！

　　为了预访传染病，斯诺临行前注射了北平所能找到的所有疫苗，致使自己一度眩晕、恶心，然后他带上自己的电影摄影机、照相机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及他每天都离不开的咖啡和香烟启程了。

　　[隐黑]

　　事实上，斯诺此行并非他一个人，他还有一位可靠的旅伴，美国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比斯诺小五岁，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他1933年来到上海，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同情和希望，当时中央红军希望能邀请一位医术高超的西医去陕北工作，宋庆龄找到马海德，马海德欣然同意。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与斯诺在郑州火车站会合，然后一同前往西安。

　　[隐黑]

　　此时，包围红军的是1931年由东北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它的统帅是年轻的张学良将军。1935年秋，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指挥东北军与红军三次交锋，三次败北。渴望抗日的张学良自1935年底开始了同红军的接触，到1936年斯诺前往陕北时，东北军已经和红军实现了秘密停火。

　　为迎接美国记者到陕北采访，中共中央也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将两个美国人从环境复杂的西安，经东北军的封锁线，护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是，请张学良用他的专机将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直接送到陕北。于是，中共地下党员、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专程来到东北军司令部拜见张学良。董健吾是上海人，英文流利，早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时，他曾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情报部门----“中央特科”的成员。

　　董云飞（董健吾之子）：张学良就笑笑说，不行，我父亲说，咦怎么不行，他说开飞机的人是美国人，你要送的人也是美国人，我这个飞机的驾驶员是亲国民党的，他上来了以后美国人一讲话，万一他们一晓得的话那可是不得了呵！我父亲说那怎么办哪？（张学良说）办法有，飞机不行，就用军车。

　　[原西京招待所旧址]

　　于是，双方商定斯诺和马海德走陆路进陕北。此时，他们两人已经来到西安。今天的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大楼当年是专门接待国民党高官和外国人的西京执行所。当时，这里的许多服务员都是南京政府的特工。按照宋庆龄的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入住后，并未游览西安的古迹，而是耐心地等待前来接应的人。

　　根据《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斯诺和马海德在招待所住了四五天后，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中国古董商敲门进来，并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他们打招呼。这个人就是董健吾。

　　苏菲（马海德夫人）：当时这个人进来以后马大夫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斯诺这个人就很油，他就感觉到了这人可能是来接头的。

　　董云飞（董健吾之子）：他们两个暗号，一个是（董建吾问斯诺）宋夫人，MS认识吗？认识，斯诺说，另外我父亲拿出一个卡片，上面写着诗句，他也拿出半张，一人半张一拼，大家都笑了

　　[未央宫遗址。]

　　在西安市的北郊，至今仍保存着两千年前一座汉代宫殿的地基，这就是未央宫遗址。在西京招待所与斯诺和马海德接上头后，董健吾借用一辆东北军的小轿车将他们接到这里。确认没有人跟踪，一位同行的穿东北军军装的青年人向斯诺和马海德自我介绍说他叫邓发。邓发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领导人，斯诺早就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能见到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让斯诺和马海德非常兴奋。

　　邓发也兴奋得不断拥抱斯诺和马海德，紧接着，邓发详细告诉了他们怎样去苏区，包括到什么地点有谁接应，并且保证他们在苏区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分手前，斯诺不禁问邓发，你呆在西安城不害怕吗？邓发笑笑说，没有张学良害怕，因为我就住在他家。

　　第二天，斯诺和马海德坐上了东北军的卡车，一天一夜之后，卡车到达了当时仍由东北军驻防的延安城，接着，他们被送到延安城以西东北军防区的边缘。

　　苏菲（马海德夫人）：从延安到保安这一段路（当时）可以说是三不管，可以说是个空白区吧，（东北军说）我们就不能再过去了，你们就靠自己了。还给他们一匹毛驴，这个毛驴呢会认路，你们跟着毛驴吧，也没有向导，也没什么人，因为他也说共军那方面呢，会有人来接你们。

　　[雪伦向张学良递交祝寿信的照片]

　　从这一段行程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出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为这两位美国人的陕北之行提供了难得的保护和支持。1991年，海伦·斯诺为祝贺张学良的九十大寿，特意请好友雪伦·克莱恩把自己的祝寿信当面送交正在美国安度晚年的张学良，信中说，如果不是您的支持和保护，我的丈夫斯诺就不可能平安到达陕北，恐怕也就写不出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了。

　　[隐黑]

　　斯诺离开北平后，由于这位多产记者的新闻报道突然在媒体上消失，许多西方记者开始猜测他的去向。尽管每一个询问电话都会增加一分海伦的担忧，但她对询问斯诺下落的答复一概是“无可奉告”，于是渐渐地有通讯社报道斯诺失踪或被杀了，斯诺家乡的《堪萨斯星报》甚至发表了正式的悼文和他的生平。

　　[古城安塞]

　　安塞是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的一座千年古镇，至今，它仍以气势磅礴的安塞腰鼓而闻名于世。

　　当年，这里正是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一段缓冲区，是土匪和民团出没的地方。民团是由地方豪绅招兵买马拉起来的乌合之众，经常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斯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幸碰上民团，他身上带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就足够令他们见财起异，要了这两个美国人的命。

　　于是斯诺和马海德决定加紧赶路，尽快通过这片是之地。一天后，他们感到最危险的一段路程已经走过，于是他们停了下来，脱下外衣，踏进一条小河，用清凉的河水消解难熬的暑热和内心的紧张。

　　苏菲（马海德夫人）：“洗了半天以后抬头一看，有那么好几支红缨枪对着他们，他们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呵，斯诺是很聪明的，他想这一定是儿童团。那些娃娃们就叫他们上来上来，斯诺会中国话，那些孩子还抱着他们的衣服，斯诺说你们把裤衩给我扔下来。”

　　斯诺和马海德被儿童团押到一个叫白家坪的小山村里关了起来，并款待了一顿包括炒鸡蛋在内的丰盛午饭。不一会儿，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紧接着，他们的房门被打开，一位英俊的红军军官走进来对两位美国人说：“你们好，你们是要找什么人吗？”出乎客人意料的是，这句话竟是用英语讲的！通过旁人的介绍，斯诺和马海德惊喜地得知，这位英俊儒雅的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周恩来当年照片]

　　经过简短的寒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这一切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方便来考察苏区。”

　　斯诺回忆说，周恩来的话使他非常惊讶，因为他已经做好行动受限制的思想准备了。周恩来的话听上去太理想了，真能如此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完全兑现了他们的承诺。

　　[斯诺拍摄的周恩来骑马的电影资料。]

　　在安塞，周恩来为斯诺和马海德做了详细的访问计划，全程一共需要92天，这大大超过了斯诺的预期。因为他当时怀疑苏区是否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但实际上，斯诺在苏区整整考察了四个月，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因为他觉得看到的东西太少了。

　　[隐黑]

　　[志丹县]

　　志丹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西部，原名赤安县，在斯诺访问陕北的1936年，中共中央为纪念当年四月牺牲的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将它改名为志丹县。志丹县城保安镇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7月13日，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亲自来到他们下榻的“外交部”招待所拜会了他们，毛泽东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面容削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他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保安毛泽东旧居]

　　这孔石窑洞是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间毛泽东的住所，在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后的许多个夜晚，这两个美国年轻人经常在这里与毛泽东长谈到深夜。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熄灯号已经吹过，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向我们不停地讲述着。毛泽东向他们讲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红军的诞生和壮大，以及共产党正在遵循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多日的长谈使斯诺对毛泽东本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是，斯诺在《西行漫纪》中告诫他的读者：切莫以为毛泽东会成为中国的“救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单独一个人都作不了中国的“救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你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身上的一种使命感和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这种活力来源于中国受压迫的大多数中国人民。

　　苏菲（马海德夫人）：那时候杏子已经上来了，陕北没有别的，都是野杏，酸得要命，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糖，晚上差不多谈到一两点的时候，贺子珍就端出几碗，都只半碗半碗的酸杏，煮的酸杏招待客人，招待他们来吃，所以这还是很高兴的。

　　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毛泽东对斯诺只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的发展，却不愿谈及他个人。怎样才能诱使这位传奇人物讲述自己的经历呢？斯诺苦思冥想之后，找到了一个办法。

　　安危（中国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当时斯诺就对毛泽东说，外界对您的传说很多，有的人说你有三个老婆，那你能不能谈谈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好让外界了解你呢？他就是用这种激将法让毛泽东开口谈自己的，后来毛泽东说，好吧，我给你讲一讲我个人的历史。

　　许多西方研究斯诺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和斯诺之所以一见如故，是因为在成长阶段，他们两人拥有那样多相似的经历。毛泽东和斯诺的父亲都是无神论者，但同时毛泽东的母亲信佛，而斯诺的母亲信教；少年时期，他们同样渴望冲出家乡所在的内陆腹地，去看看外面广阔的世界；他们两人都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但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尽管毛泽东最终没有像斯诺那样成为一个职业报人，但他年轻时主笔的《湘江评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罗伯特·范沃尔斯（埃德加·斯诺传记作家）：“我认为当时斯诺和毛泽东相互之间感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比如说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和他们的成长经历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斯诺对世界历史都有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能够从中找到一切关键性的因素，并预知将要发生的是什么，我想这一彼此间的认同感使他们一见如故。”

　　在保安期间，尽管两人的谈话非常愉快，毛泽东却从没有劝说斯诺加入共产党，但有一次毛泽东问道：如果美国发生革命，你会参加吗？斯诺想了想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这样贫穷落后，如果美国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剥削，如果美国的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外国人霸占了我们的港口，而我们的政府不放一枪就丢掉了美国的北部，那么，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

　　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交流中，毛泽东也常常饶有兴致地问起美国的情形。他对斯诺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去一次美国，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还要去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看一看。

　　[隐黑]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馆藏的红军帽]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十万件馆藏文物中，有一顶褪了色的红军八角帽，现在，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关于这顶帽子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斯诺提出要为他照一张肖像照，毛泽东欣然同意。但当两人走出窑洞后，斯诺才意识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于是斯诺顺手将自己的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下了一张毛泽东的戎装照。结束陕北之后，斯诺将这顶帽子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并将它保存了一生。斯诺逝世后，这顶帽子由斯诺的家属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着红军军装的肖像照及翻版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这张原始的黑白照片经过不断修版，成为一幅偶像照印发全中国并传播到全世界。据美国专家估计，这张照片是世界摄影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肖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