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鲁迅

　　1931年夏天，一艘名叫“林肯总统”号的美国客轮驶抵上海外滩。已经在海上漂泊了三个星期的各国旅客涌上船头。旅客中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她名叫海伦·福斯特，年仅二十三岁。海伦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富裕的家庭，通晓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她这次来中国是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

　　海伦来到美国领事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联系上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此时，斯诺到上海刚刚三年，而美国报界已经公认他是报道中国最出色的记者之一。海伦的理想是作一个优秀的国际新闻记者和作家，因此她心中对斯诺是钦佩已久了。

　　一位美国副领事为她拨通了斯诺的电话，于是海伦和斯诺通过电话约定在一家冷饮店见面。

　　海伦在自传中回忆说，对斯诺的第一印象让她多少有点儿失望，他瘦弱而苍白，而且由于初次见到海伦时的紧张，他还被椅子绊了一下，显得非常狼狈。但很快，海伦发现，斯诺可以算得上英俊而富有男性魅力，他成熟自信，开朗幽默，正是让女人喜欢的那一类男人。

　　正当斯诺惊讶于海伦的美丽时，海伦拿出了一大本剪报，里面全部是斯诺到中国以后发表的报道。斯诺当时感动地说，如果我知道有人这么关注我的文章，我当时应该努力把它们写得更好一些。

　　安危先生是中国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他1978年结识海伦·斯诺，之后他在美国讲学期间与海伦建立了忘年之交。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二十多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作抵抗就全部撤入长城以南，使东北广阔而富庶的土地落入日军之手。

　　为报道九一八事变真相，六位在华西方记者迅速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实地采访，他们之中就有一向关心中国命运的埃德加·斯诺。斯诺看到，日军在这片刚征服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而中国人民的鲜血在这里流淌。

　　斯诺把他在中国东北的见闻和分析写成一部名叫《远东前线》的书，这也是他生平第一部著作。1933年，《远东前线》在美国出版，畅销一时。由于全书毫不隐讳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斯诺从此上了日本政府的黑名单。

　　在书中，斯诺还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领导一场全民族的抵抗战争，但他们却毫无作为，真是愚蠢之极。

　　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冒险使他们侥幸得到中国东北后，游弋于长江三角洲的日本海军也想大捞一把，他们的目标是上海。1932年1月，日本军方以几个日本僧人在上海的中国管理区被杀为借口，向南京政府提出照会，要求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九一八前后的一切似乎又开始在上海重演了。

　　然而，十九路军拒绝执行撤出上海的命令，1月28日，在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十九路军与侵入闸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激烈交火。

　　后来他回忆说，战场上双方的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使他一度后悔自己大胆的举动，假如自己牺牲在战场而不能写下发生的新闻，那么这次冒险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天夜里，幸运之神眷顾了斯诺，使他终于躲过弹雨回到报馆，把中国军队展开抵抗的新闻发给欧美驻上海的通讯社。随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冲出门外，对正在探头探脑的外国居民大喊：“中国军队还击了！我已经把中国抵抗的消息发到了全世界！”

　　在当时这张不太清晰的战场照片上，右上角这位站在战壕边上的人就是斯诺。

　　斯诺义无反顾地在上海前线几进几出，被他的美国同行们誉为“最勇敢的记者”，他的行动也感染了他的朋友海伦，在海伦的央求下，斯诺也为她搞到了一张记者证，从此，海伦实现了她要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女战地记者的梦想，和斯诺一起挎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奔走于前线和战地医院。

　　海伦家乡美国犹他州的一家报纸为此专门刊发了海伦的照片，为她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而感到骄傲。

　　由于上海集中了大量的西方资本和侨民，上海的战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持续一个多月的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斯诺的跟踪报道是所有在上海的西方记者中最出色的，美国许多主流大报连续发表的他的新闻和特写。

　　当年五月，中日两国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中国军队从此不得进驻上海市区，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协定生效后，一支换装成保安队的中国军队进入上海，执行正规军队的防务。

　　在上海，有两位中国人赢得了斯诺的终生尊敬，他们是宋庆龄和鲁迅。

　　在结识宋庆龄数年之后，斯诺大胆地问起了这位年轻的“中华民国国母”与孙中山的恋爱经历，而宋庆龄对此作了坦诚的回答。事实上，这是宋庆龄一生中第一次对一个记者讲述这段她本人非常珍视的经历。此后，几乎所有的中外传记和文艺作品在涉及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恋爱经历时，都是以这一次宋庆龄对斯诺的讲述为蓝本的。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宋庆龄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美国卫斯礼女子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回到上海后，孙博士又捎信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家里，我是在女佣的帮助下跳窗户逃出来的。”

　　“在我到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离了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是不结婚的话，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对革命有害，我于是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此后，斯诺成为宋庆龄的挚友。这是斯诺当时送给宋庆龄的签名照片。

　　斯诺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认识鲁迅的，据斯诺自己回忆说，三十年代初他见过鲁迅多次。鲁迅的寓所当年位于上海法租界，尽管这里当时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鲁迅的左邻右舍仍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特工，专门监视和跟踪上门来的客人。

　　在鲁迅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多处当时他与斯诺见面的记载，在这篇日记中，文中的施乐即是斯诺当时的中国名字。

　　斯诺非常尊重鲁迅，他在每次登门拜访之前，总是打出详细的采访提纲。谈到中国的形势，鲁迅对斯诺说，中国可以向俄国学习，同时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最终中国将完成属于自己的革命。

　　在与鲁迅谈到《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中国已经进行了国民革命，难道您认为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阿Q吗？”

　　鲁迅大笑道：“更糟了，现在是阿Q们在管理着国家呢。”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别的作家大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老练和保守，鲁迅却变得越来越激进了。

　　鲁迅先生对这位年轻正直、关心中国命运的美国记者非常欣赏。1935年1月8日，鲁迅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里的S君即是指斯诺。

　　1932年秋天，斯诺与海伦的恋情到了收获的季节。

　　海伦后来在自传中说：在上海这个孤岛，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太弱小了。我非常佩服斯诺特立独行而无所畏惧的人格力量，所以我愿意和他走在一起来实现我的理想。

　　1932年的秋天，海伦迎来了她到中国后的第二个生日，斯诺决定向她正式求婚。

　　上海市中山公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叫做兆丰公园，那一天，海伦经过了和斯诺在这里的漫步，才最终决定和他走上婚礼的红地毯。

　　欣喜若狂的斯诺马上向宋庆龄报喜，宋庆龄于是专门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广东式的喜宴，还赠送了他们一把银色的咖啡壶。

　　按照海伦的建议，这一对新人专门在东亚国家作了一次新婚旅行，这也是他们，特别是斯诺在中国辛劳几年后的一次彻底放松。虽然明知自己已经上了日本军方的黑名单，斯诺执意带着海伦踏上了一艘日本客轮，结果，日本船长把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奉若上宾，一路上对他们服侍得无微不至。

　　斯诺夫妇的正式婚礼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这是海伦保存了一生的美国使馆为他们夫妇开具的结婚证。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他们的婚姻没有走到终点，但他们从结婚到离婚的十七年间，是两人一生中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婚后不久，斯诺说服了海伦一起迁居北京，其中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非常不利于写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诺预见到，日本在攫取中国东北后，它的下一个目标必将是华北，因此，一个记者如果能身处北平，将更容易观察和报道时局的变化。

　　北平与斯诺夫妇熟悉的上海有很大区别，作为千年帝都的北平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不论是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似乎都对这座皇城内外的芸芸众生触动不大。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斯诺着手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取名《活的中国》。斯诺认为，当时由外国人撰写的介绍现代中国的书籍往往只能触及中国的外表，只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才能反映深刻的中国现实。

　　《活的中国》收入了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柔石等当时中国主要作家的小说，以鲁迅的作品为最多，而承担鲁迅作品翻译的是斯诺的好友姚莘农。

　　斯诺夫妇迁居北平后，斯诺在燕京大学授课之余，全力投入了《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海伦也加入了这部译著的选编，同时协助他们的还有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萧乾。

　　在上海鲁迅故居的客厅里，挂着一张鲁迅先生的肖像照，这张照片正是鲁迅应斯诺之请拍摄的。原来，在《活的中国》即将成书时，斯诺从北平写信给鲁迅，请他提供一张肖像照在书中刊用，鲁迅先生欣然同意，并特地前往照相馆照了一张新照片寄给斯诺。

　　然而就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鲁迅先生却在上海逝世了。于是，这张为《活的中国》拍摄的肖像成了他的遗照。

　　1936年11月，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后，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间歇中，仍写作了多篇文章纪念鲁迅先生。当年11月25日，他在《大公报》上撰文称鲁迅先生是“中国的伏尔泰”，在斯诺的一生中，他多次强调，“是鲁迅先生帮助我理解了中国。”

　　《活的中国》1936年在美国正式出版，整部书的编译花了近五年的时间，这是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籍，斯诺在书的扉页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献给宋庆龄，她的正直、勇气、忠实和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的最佳象征。

　　《活的中国》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中一些小说还被选入了美国中小学课本。

　　1959年建成的北京火车站原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叫作盔甲厂。盔甲厂13号在1935年至1937年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的住宅。

　　1935年夏，当斯诺夫妇刚刚搬进新居，便经常有三五成群的不速之客来这里聚会，他们大都二十出头，来去匆匆，进出斯诺家的大门之前都要四下看看有没有人盯梢。

　　1935年对北平来说的确可以用“多事之秋”来形容。这一年的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署了《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政府在河北的党政机关和驻军，并停止一切抗日活动，8月，南京政府又被迫同意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有传言说，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中旬就要宣布脱离南京自治了。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最初来盔甲厂找斯诺夫妇的大都是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他们都来找这对记者夫妇打听华北局势发展的最新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总理黄华当年就是经常去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学生之一，这也是他与斯诺以后近四十年交往与友谊的开始。

　　随着情况越来越恶化，同学们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难道听任华北变成下一个满洲国吗？

　　根据中共党史记载，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从十一月份就开始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于11月18日成立，联合会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在盔甲厂13号的热烈讨论之后不久，联合会决定，大游行定在12月9日。

　　黄华等同学随即把游行日期和路线告诉了斯诺夫妇，斯诺又通知了在北京的许多西方记者和朋友。为真实记录这次历史性事件，斯诺还特地购买了一台摄影机。

　　此时，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二九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而斯诺夫妇也正在从见证中国的美国记者，走向中国现代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