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1970年秋天，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10月5日这一天，基建工地一片忙碌，就在地基挖到深约0.8米的时候，施工人员挖到了一个陶瓮，打开陶瓮一看，里面竟是一堆金杯银碗，耀眼夺目。一夜之间，陕西西安何家村吸引了考古界的目光。

　　这批金碧辉煌的金银器是施工人员从已经挖出的一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发现的，它们都埋藏在曾被人类扰动过的活土层中。

　　经清点登记，何家村基建工地挖出的两翁一罐中共有文物1000多件，有玛瑙器、水晶器、玻璃器、玉器、金箔、钱币、银铤、银饼、银板，还有朱砂、石英、琥珀、钟乳石等十几种名贵药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一万四千九百多克，银器总重量十九万五千多克。

　　通过对这些金银器的器型和花纹进行分析，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处唐代窖藏。此前出土的唐代器物大多数是陵墓中的随葬品，而何家村这批稀世珍宝却充满了浓郁的唐代生活气息，它把千年以前古人的生活状态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浪漫、开放、而璀璨的遥远年代。

　　它们是二十世纪以来唐代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由于发现地点在陕西西安何家村，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

　　三十多年来，这批珍贵的文物一直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吸引着千百万游客的目光。

　　自从这批遗宝出土后，一个问题摆在了考古学家面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奇异宝它们是谁埋藏的？

　　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是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兴化坊内。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的八分之一。一条宽155米的中轴线--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横竖相交的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如棋盘状的一百零八个方块，这一百零八块称为里坊，为居民居住。兴化坊在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二百四十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这本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因为在那个坊里边，有很多唐代的权贵在那儿居住，但是和时代上能够吻合的，而且位置上可以和拥有这一批文物地位相当的，我们就想到，可能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李贤生前曾被立为皇太子，人称章怀太子，后来因为他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了太子之位，并被贬到四川，死时年仅32岁。他的儿子李守礼受父亲的连累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中宗登上皇位，才给李贤平了反，李守礼也被释放出来，并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李守礼还曾先后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司空即是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的官员，所以他也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因此最初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埋藏地点在邠王府内。

　　何家村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731年的字样。租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它是一种有价值的原材料，不直接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需要将它制成其它器物之后才有明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银饼按原样保存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而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的年代应该都不会晚于这块银饼的年代。因此，专家们将开元十九年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何家村遗宝是在建筑施工时偶然发现的，埋藏遗迹明显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似乎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

　　开元十九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而激烈的事件，使身份显赫的邠王李守礼要在慌乱之中匆匆埋下这些珍宝呢？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既然这个文物的时代我们看是开元天宝以前的，那么当时最大的政治动乱是什么，只有安禄山之乱。”

　　专家们推测，在这场空前的战乱中，邠王李守礼仓皇外逃，将这些财宝匆忙埋入地下，成为不被人知的珍藏。这种观点相当有影响，被人们沿用了三十年。然而，近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邠王李守礼他早在安史之乱十几年以前他就已经死去了，所以何家村遗宝和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从邠王李守礼这个人来看，这个唐书里边对他有很明确的记载，这个人生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这么一个人。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手里头掌握着这么大量的财宝，他很可能就把它挥霍掉了，不大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还去借债，所以他的年代上和他本人的性格上看，这批东西很难推测是李守礼的东西。”

　　何家村遗宝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进行了钻探，基本上探清了兴化坊的大致范围。人们将钻探报告与唐代文献对比后，这一结论得到了支持：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并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边。

　　如果何家村遗宝与邠王李守礼无关，那么它们埋藏于安史之乱这一结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依据呢？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它们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认为，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

　　每个时代流行的东西都会打上时代特有的印记，它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花纹类型学就是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何家村有一些器物，它上面的花纹明显的要晚于安史之乱，就是大概在唐德宗这个时期。”

　　唐德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80年到805年之间，它的最上限也比安史之乱晚了二十多年。但遗憾的是，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缺陷，是很难确凿指出某种花纹的起止时间。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也很难发现一种花纹的出现、流行和消亡的全过程。因此，这一有见地的结论还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现在，让我们结合唐代兴化坊的居住者来探讨一下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年代。

　　根据文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除邠王李守礼和京兆尹孟温礼之外，还有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

　　如果我们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看法划定一个范围，来考察这几位在兴化坊居住的人谁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这个范围应该是从“安史之乱”到德宗时期，也就是从公元755年到公元805年的五十年间。

　　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公元705年之前，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公元8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萧彻死于公元835年，因此，裴度与萧彻生活的时代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两人官职太小，很难与何家村异常珍贵的遗宝相联系；孟温礼住的位置不合。因此，曾居住在兴化坊的人当中，可能与遗宝有关的只有德宗时期的尚书租庸使刘震。

　　文献中记载，刘震宅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

　　租庸使是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唐代实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 “租”是缴纳的粮食：“调”是缴纳的布匹；“庸”是为官府服劳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形式多样的折纳制，可以折纳成稻米，桑蚤，也可以折纳为金银、铜铁等。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洊安”是地名，同属岭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这里以产银著称。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洊安”两地的税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这些东西在交到国家的时候，国家是需要检验的，就是你不能缺斤短两。我们在这个上边看到有一个银饼上面又加上了一块，就是可能是在检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分量不够，所以又把这个银子又加上一块。原来我们只是在文献当中来研究这些问题，现在这些东西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上面有文字，而且直接写上是庸调的银饼，我想这个事情正好又和刘震他自己担当这个官职租庸使有关，所以我想这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吧。”

　　刘震在兴化坊的住宅与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基本吻合，租庸使的身份与这些税银关系密切，刘震生活的时代与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年代相一致。有关何家村遗宝是谁埋藏的问题逐渐清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震要埋藏这些财宝呢？

　　刘震生活的年代，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战乱，这就是“泾原兵变”。公元783年，唐德宗李适为解救被叛军围困的河南襄城，派驻守在长安以西，今甘肃泾原的官兵前往救援。泾原五千大军日夜兼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银饷。在途经长安时，泾原官兵发生叛乱。叛军攻占京城，涌入皇宫内库，大肆掠夺金银财宝。造成宫内官府财产的严重损失，百姓也遭到抢劫。

　　如果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可以认定是刘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唐代的租庸使是否可能把官府的赋税放在自己家里？赋税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精美的珍宝？

　　《唐六典》中记载，凡金银、宝货、绫罗均可折为赋税。这里所说的金银可以是银饼、银板、银铤，也可以是金银器，宝货的范围那就更为宽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