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质美国人鲍威尔

　　在官匪双方僵持期间，前往临城的外界人士越来越多，大批国内外的记者云集小城；上海总商会救护队、美国红十字会也赶到临城，他们被允许给山上的人质送去了食物和药品，条件是人质们有的，匪徒们也要有；匪方也因为有了食物，使前来投奔入伙的人日益增多，人数由原先的1000人激增到了3000人。山下围剿的官兵也越聚越多，将抱犊崮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好似铁桶一般。负责督促谈判的美国军官甚至提议，干脆挑选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组成突击队直接冲上山营救人质算了，这个建议甚至还被送饭上山的人递到了美国人质鲍威尔手中。

　　鲍威尔看见这个纸条就和几个美国人质，进行了讨论，讨论以后就说这决定不行，我们这个命，如果他们这样的话我们的命保不住，所以他不同意，就又写了一个纸条送出去了。

　　为了防止政府闯上山劫走外国人质，匪徒们开始将外国人质移往抱犊崮山顶的洞穴内。他们在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构筑了地洞用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水缸，用以蓄积雨水。

　　地洞内关押了众多匪徒过往绑票的人质，有的人质被关押的时间长达三年以上，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入定一样。由于被匪徒看做“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瘦得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

　　外国人质们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以63岁的英国人史密斯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来“旅行疗养”的。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失眠症发作得更加厉害。幸亏此时山上的人质已被允许和外界通邮，所以被劫的外国人还可以从山下得到接济，史密斯才拿到了勉强应付的安眠药。

	谈判地点枣庄中兴煤矿

　　这些被绑架的外国人还有言论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在山上写的“匪窟通信”的随笔，文章描写了俘囚的生活和山中的风景，似乎表明一切都还算平静。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匪徒终于有些沉不住气了。毕竟，绝大多数的匪徒还是希望能够被政府招安收编，包括孙美瑶。

　　枣庄市政协许志强：“孙美瑶这个人来讲呢他是血气方刚，但是敌方的势力太大了。曹锟、吴佩孚他们的势力特别大，你奉系打不过他，皖系被他打败，孙中山被他打败，你怎么能和他搏斗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这时候，只有一条路，你不是死就是活，也就是收编招安最好。”

　　南开大学教授姜沛：“北京政府的军队已经将这个抱犊崮/围困了一个多月，在弹药在粮食在各方面供给严重不足情况下。孙美瑶知道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最关键的他被包围了不可能再转移他其他地方，这是他惟一的机会。”

　　于是，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到了一位曾在一次大战中获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让他携带匪徒新的条件下山接洽。新条件要求，政府军必须撤回原防。由于匪徒们害怕这个法国人就此一走了之，所以，在他下山前还特地让他宣誓保证，自己传完信后一定回山。不料，此人果真一去不复返。匪徒们十分惊讶，他们纷纷摇头感叹，说没想到外国人竟也如此不讲信用，更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由于政府军依旧拒绝后撤并且态度日益强硬，再加上那个法国人下山一去不返，孙美瑶只得又叫记者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他24小时内回返。

	山上的外国人质和劫匪

　　鲍威尔又带去了匪方最新的三个条件： 第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第二，收编匪军1万人；第三，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可是，官方还是拒绝了匪方的这三个要求。鲍威尔也算遵守誓言，当天便返回了匪窟。

　　南开大学教授姜沛：“北京政府一开始比较紧张杀了人质 ，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杀人质，但后来慢慢的知道，他实际上对外国人质不敢动。他对外国人质一直是非常优待。所以说谈判的态度也在逐渐地强硬。”

　　第二天，田中玉从北京回到临城，他命令部队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看到此景，匪徒们更加惶恐。孙美瑶又派鲍威尔带了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政府军解围撤退和收编匪徒共两个旅。田中玉马上提出了两个反条件：其一，先释放三分之二的外国人质；其二，匪徒有多少杆枪，政府就收编多少人。

　　5月31日，匪方将3个外国人质送下了山，其中就包括了那个年老多病的斯密斯。 这位因治疗失眠而来到中国旅行老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了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他被掳的感想。

　　时间进入六月份，谈判在多方的努力下，似乎有了些许进展。但最终的协议仍旧没有达成，官匪双方之所以谈不拢的原因在于彼此的不信任。官方惟恐接受了条件后，匪徒不但不放人，反而再次要价，匪方则更担心放了人后，官方会把之前答应的条件推翻。就是这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都是白费，难以相互信任的官匪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参加谈判的安德森看透了这一点，于是想出了一个双方互交保证书的办法。在征得了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后，由安德森出面替官方作了担保，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

	劫匪的盘踞地点抱犊崮

　　安德森及所有证人均在保证书上亲笔签上了大名。匪方则由老匪首孙桂枝出面做了担保。

　　可是，官匪双方虽然签了字、画了押，但匪方仍旧有所顾虑。孙桂枝想来想去，始终觉得，一张纸到底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到时候真要翻脸不认账，这张纸又当不了免死牌！于是，孙桂枝告诉孙美瑶，再等等，再看看。这样，匪徒们还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人质全放出来。

　　看到匪徒再次耍起无赖，田中玉等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索性要来硬的。但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却建议再等等，他表示，自己可以上山与匪徒们最后再做一次谈判，如果实在不行，再打不迟。

　　陈调元来临城的时候还带了两个旅的人马，目的是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陈调元此时敢自告奋勇上山，恐怕和他有这两个旅的嫡系部队不无关系。如果匪方最终释放了人质，田中玉却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这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人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那这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也是匪徒们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认为上山是件凶险的事，但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孙美瑶等人看他态度平和，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对他很是亲热。当天，孙桂枝便让人先把一部分外国人质和六个中国人质送出了山，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陈调元上山时，还带着官方送的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立场已经极为接近，再加上陈调元这次的笼络，使匪徒们的顾虑逐渐打消。

　　然而，匪徒们多少还是留了心眼儿，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执意把陈调元等十几人留下，这实际上就是留着他们作为抵押，让山下的官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报纸针对劫车案的报道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便先行回到了省城，临走前，他指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留在临城办理善后事宜。此前，北京的外国公使们曾经有一个决议，决议要求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别前往中国各铁路沿线调查绑架案情况，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只得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并明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各国武官团到达临城时，因为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去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后，便赶来赔了许多不是，又是道歉又是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抱犊崮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接受招安，外国人也都已经释放。

　　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后，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美瑶回山进行了人员点验，点验结果，全部匪军的实际数字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巢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随即，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全部释放，13日这些人全部回到了上海。至此，临城劫车案中的所有外国人质全部获释，北京政府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协议签字后，匪军正式改编为了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上了旅长，众头目也分列团长，营长不等，并指定郭里集为该旅的防区，老当家孙桂枝则当上了旅部的军需长。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案，又被和平招安，实在好不得意。但实际上，他也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便没命再做了。

	参加谈判的美国人安德森

　　临城劫车案结束后，外国人并没有善罢甘休，事件涉及的国家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所谓“十六国赔偿通碟”的照会，责令北洋政府给每名外国旅客赔偿八千五百元，事件中被打死的外国人赔款二万元；公使们指名严惩山东督军等有关官员，限令“永不叙用”，提出“以特别编制下的中国路警受辖于外国军官之下”等诸多要求。

　　此时，正值黎元洪下野，曹锟即将就任新总统之际，需要得到外国人的支持。外国人也正好以完全答应所提要求为先决条件，胁迫曹锟。无奈，新任总统曹锟只得答应。

　　10月13日，北京政府以批准辞职的方式免去了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职位，并下令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只不过这道命令在结尾又授予了田中玉“益威上将军”的称号。

　　命令发出后，各国对惩办田中玉一事深感不满。不得已，曹锟又亲自劝说田中玉主动辞去了“上将军”之衔，并向各国赔偿了几十万元，此事才算作罢。

　　在此期间，外国势力还乘机鼓动采取军事行动来共管中国铁路，他们甚至提出要成立一个由外国人操纵的护路机关。最后，经过各国协商，决定催促北京政府成立护路行政局。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便在交通部之外，增设了路警督办一职和相关机构，直接由北京政府国务院管辖，作为护路机关，各国的鼓噪才告平息。

　　临城劫车案虽然结束了，但是因为它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新闻，而且劫案的发生，还使外国列强借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铁路共管”这种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所以，很久以来，人们对当年劫匪的动机和事件的背景进行了诸多猜想和分析，甚至有人怀疑，临城劫车案还有幕后的操纵者：

　　有一种说法是说，劫车案的劫匪是受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指始才实施绑架的。因为当时奉系虽然已经被直系击败，其势力正在退往关外，但也不排除奉系指始手下土匪，在直系统治的核心地区制造混乱的可能。人们这么说的依据是，这群匪徒曾投靠奉系军阀，并受命在苏鲁交界处骚扰。只是因为后来他们被直系军阀围困，情势危机之才决定绑票，以脱险境。

　　还有一种说法说，临城劫车案有别的幕后主使者，日本人显然实施了阴谋伎俩。被绑架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同乘此次列车的外国人中原来还有些日本人，可不知什么原因，到徐州车站时，他们便在中途下了车，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当时，控制山东的直系军阀是亲英美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为了在山东挑起国际事端而为难直系政府，进而趁乱攫取更多利益，才暗中策划了这一劫案。

	被释放的外国人质

　　山东当地的报纸在当时这样评述说：“此次的劫车案，不能单纯认为是土匪的性质，实含有政治意味，此案受到了以扰乱地方为任务的某国浪人的协助。做此劫车之举，更由浪人作探，侦察旅客之人物，认为可劫，始行动手。”报纸分析说，大概匪徒们关心的只有财物，而挑动劫案的人却恐怕怀有政治目的，很重要的是挑起国际争端，挑拨中美关系。报纸反问说，为什么此次被劫的外国旅客中美国人最多，却独独没有某国人？显然，某国人指的就是日本人。这样的分析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然，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土匪又怎能知道车上会有外国乘客，而且土匪中竟还有通晓英语的翻译！更有甚者，连匪徒们自己都承认，当时山上深得匪首孙美瑶信任的军师恰恰是一名日本浪人，此人在案发前3个月才来到山上入的伙，而那时正是群匪被山东督军田中玉率部围攻正紧的时刻！！这让人感觉，劫案背后似乎的确藏着什么阴谋！

　　这些情况表明，确实有日本人参与了当年的劫车案，但到底日本政府有没有在幕后进行策划呢？恐怕已找不到太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