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3日 16:42

　　编导：李炳

　　荣宝斋——技

	50年代的侯恺

　　1933年2月5日，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这次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诗笺，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前代更佳，但此事不久也将消沉了。如能自备佳纸，择优而印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也是中国木刻史上的一大纪念啊”。

　　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诗笺和我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可谓一脉相承。

　　清末我国早期的翻译家林琴南先生开文人绘制诗笺的先河，制笺之风又有所复苏，以后齐白石、张大千等各位名家大师又相继加入。此时的诗笺不但代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同时在笺纸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个时期典型的绘画风格。

　　然而，进入三十年代，笺纸的颓败之势日渐显现。

　　此时北平的局势却已是万分危急。一向对版画情有独钟的鲁迅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如战火再起，这项流传千年的技艺恐怕真的就要泯灭了。

　　鲁迅先生最后把这件事托付给了郑振铎。

　　问题的关键集中到了，在印制技术要求极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南纸店愿意为如此少的印数，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直到1933年9月的一天，郑振铎寻到了荣宝斋。在荣宝斋上下的配合下，两位先生的愿望才终得实现，这一民族遗产得以留世。

	侯恺和齐白石

　　通过这次印制，荣宝斋重新又积聚了木版水印的技术力量，为以后木版水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十年代文化界的一桩公案，让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1941年，张大千挟家人和弟子西去敦煌研习敦煌壁画。

　　当时张大千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的时间，他先后临摹了276件敦煌壁画。面对众多求画者，令人奇怪的是以卖画为生的他却不愿出售其中的任何一幅。

　　此时，一向和张大千交往密切的荣宝斋经理王仁山主动找到他，提出以木版水印印制他临摹的敦煌壁画。

　　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王仁山说，行，我给你试试，他也不能，他说我给你试试，后来…张大千非常满意，他就使得…画的那个跟他画的那个一样，印的那个跟他画得一样，张大千非常满意，他就使印的那个送人了。”

　　水印技师田永庆试印的《敦煌供养人》完成了我国雕版印刷由印制笺纸到国画这个重大的转折。

	画家在荣宝斋

　　建国后，在郑振铎等文化界人士的奔走下，荣宝斋得以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一批已在社会上成名的画家、技师被吸收进入了荣宝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一步一步走向了它的完善和成熟。

　　数十年后，以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为内容，文华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彩色影片，从中我们得以看到木版水印整个工艺流程。

　　以王雪涛先生所作的《牡丹图》为例，第一步是把要复制的作品，根据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然后把各套版面的线条和轮廓用墨线分别勾在半透明的燕皮纸上。

　　接下来的任务是把勾描于燕皮纸上的线条准确地再现于木版之上。

　　印制作为最后的工序，可以说是最为精妙的。然而，它在外行看来却只是轻轻一刷而已。

　　木版水印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最高程度的复制原作，复制水平之高，有时到了原创者和复制者双方都真伪不辨的程度。

	解放初期荣宝斋的室内环境

　　白石老人以画虾闻名于世，一日，荣宝斋的经理侯恺把老人请到店中，招呼落座后。在他面前挂出两幅虾，侯恺告诉老人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许久，最后还是摇着头说到：“这个……我真看不出来”。这幅就连老人自己都无法辨识的作品，并非哪位大师的临摹之作，它只是一幅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

　　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荣宝斋演变成了国有企业。此时木版水印技术的成熟和装裱车间的近一步完善，也使荣宝斋在技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此时一个机会也正在悄悄降临在荣宝斋的身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宝级的文物最为集中的地方，在这里集中了中国历代最为珍贵的书画作品。如何能够保证这些作品不遭损害，同时又能满足对它们的研究，这便成为了故宫博物院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用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的方式加以复制。

　　然而，谁都不敢确定这个方案，因为所要复制的这些作品件件都是中国书画的扛鼎之作，复制它的难度可想而知，况且这些作品又大多为绢本，并非荣宝斋所擅长的纸本。

　　如无法复制绢本的国画将无法触及中国国画艺术的精髓，然而在丝绢上印制的难度，却使它的第一个实验者几乎产生了放弃这门技术的念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发现在邮包的麻布上写字必须上浆，然后弄湿才能书写自如。这个无意的发现却为他解决了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

　　此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无论是纸本，还是绢本都普遍的采用了这种上水的技法，如何把握上水的尺度和时间就成了技师们首先要学习和掌握的技艺。

　　利用上水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实验，第一幅绢本的木版水印作品：清代王云的《月色楼阁》复制成功，此幅作品开印制绢本国画的先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铺平了一条走向木版水印技术巅峰的道路。

	仇英《松溪高士图》

　　要印制首先要有一个模板，而这批作品每一幅都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拿到车间让技师照图复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首先就要有一幅和原作一模一样的临摹品。

　　荣宝斋的临摹工作前后长达十二年，在它复制的众多作品中，就包括了被后世公认的，木版水印的巅峰之作——《韩熙载夜宴图》。

　　负责临摹和勾描这幅作品的是我国的古画临摹复制专家陈林斋。

　　陈林斋的摹本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风貌。他临摹后，故宫对原作进行冲洗揭裱，使原作色度和气韵减退，逊于摹本，故有人曾误将摹本当作原作。

　　接下来上手的是张延洲师傅，他的任务是把陈临斋先生勾描于燕皮纸上的线条准确地再现于木版上。

　　张延洲的刻版，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铁线描，主人公韩熙载的胡须被他刻的刚柔相济、层次分明，仅这一个微小的局部就需要至少五块以上的刻版。

　　《韩熙载夜宴图》在木版水印技师孙连旺的手中得以复制成功。这幅作品印制内容之繁杂，水平之高，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次复制从1959年开始筹划，到1979年完成，前后长达20年之久，除去“文革”耽误的时间，实际用时也有8年之巨。

　　时至今日，当时复制《韩》的三位师傅已经全部离开人世。八十年代后，荣宝斋曾数次计划重新复制这幅作品，但单就印刷一项工艺都远不能达到当年的程度。这些雕版已在库房中沉寂了二十余年，不知当年的印制是否将成为绝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