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过年越来越不像过年了”。每到过年前后，总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说了，很多人平时连对门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哪里谈得上串门拜年！曾有朋友搬新房后兴冲冲扬言要在长沙过年，结果从除夕到春节，没有任何人来造访，也想不起一个合适的拜访对象，小区里更是冷冷清清，他顿时觉得兴味索然，
大年初一下午带着全家老小灰溜溜地跑回农村老家去了。然而，乡下的过年就趣味盎然、古风浩荡了么？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过年”之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第一节日，恐怕更多在于那种虔诚的相互拜望，称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礼节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齐，挨家挨户去道贺请安，相互鞠躬作揖，口里连称“恭喜恭喜”、“恭贺新禧”。即便再远的亲朋，也必定要在元宵节之前赶来团聚。孩童追逐嬉戏，燃放鞭炮；大人把盏推杯，闲话桑麻；红烛高照，对联映辉；户户但听妇孺笑，家家扶得醉人归。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与祥和。这些就是记忆中让人留恋的“年味儿”了。

    如今，交通更方便了，即便远隔千里，都可以在一天之内赶回；通讯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话。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更遥远了。“拜年”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要么物化为具体金额的红包。要想听到一声纯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诉求、只表示人类友爱与祝福的“恭贺新禧”，已经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发短信的时候，也要对着电话本斟酌再三，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费这一毛钱，将来有没有可能找他办事。至于“压岁钱”、“挂挂钱”的接收与送出，更要经过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浓缩着生存智慧和现实谋略。也正因此，过年难免变成各行各业的公关总会演。

    在这样的“公关”中，“我家的闺女没花戴”倒也罢了，还要硬着头皮给“人家的闺女”送花戴。“压岁钱”、“挂挂钱”这些原本代表长者爱意，曾经温暖过多少孩童的记忆，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也变成了某种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贪官的儿子扬言：“李小毛当班长有什么神气，张三妹考第一又怎么样？他们的老爸哪个没给我送红包啊，还生怕我不接他们的！”孩子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红包背后的人世沧桑，又哪里会有“年味”的温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我就曾经见过从天南海北赶回来“陪父母过年”的五兄妹，围着两张麻将桌打得天昏地暗，只可怜他们头发斑白的父母脚不点灰地张罗一日三餐，还要给他们准备消夜和照料小孩。

    过年，其质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因为唯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靠近母爱和温情的机会，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父母的膝下。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数百上千公里的辗转、车站的拥挤与嘈杂、超载的危险与惊恐，还有高得离谱的黑价票和附加费。因此，每次看到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民工“春运分流”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平静。因为在我看来，那些给交通增加压力的“固执”民工，事实上正是在承载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维系着我们这个节日最后的“年味”。

    记忆中“年味”浓郁的过年，正成为愈行愈远的一道风景，像传说一样遥远而古旧。